英国小说诞生之初便吸收和利用了日记、书信、回忆录、忏悔录等纪实性传记文类，注重“再现”外部客观现实，借助小说的虚构形式力图展现真实故事。以完整的故事情节、线性叙事方式，将“自我塑造”与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全景相结合，呈现真实、完整、统一的自我。
现实主义初期涌现了大批广为流传的传记小说，家喻户晓的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萨谬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等都撰写了许多传记小说，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杰克上校》 （Colonel Jack, 1722)、《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 1722)，理查逊的《克拉丽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1784）、《帕梅拉》（Pamela: Or, Virtue Reward )，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1742)、《汤姆.琼斯》(Tom Jones，1749)、《阿米莉亚》(Amelia, 1751）等。这些传记小说强调叙事内容的真实性。批评家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曾阐述英国早期作家对真实性的重视：
小说（指现实主义初期的小说）必须充分而真实地报导人类经验，因而也就必须满足读者对一些故事细节的要求，即有关人物个性、人物所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通过指涉性语言来传递的各种特殊细节，也就是要比其他文学形式更为普遍地使用指涉客观外界的语言。
的确，现实主义初期小说家对真实性尤为提倡。“追求真实性决定了笛福倡导自传体的叙事模式，肯定了他对写实性创作风格的推崇。”(74) 采用“自传性回忆”模式，笛福多次在小说中阐明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依照事实而作的，如《鲁滨逊漂流记》的副标题：“他的船触礁沉没后其他人都遇难，仅他一人幸存，他在靠近奥鲁诺科河入口的美洲海岸的荒岛上独自生活了28年，由他诉说最终自己又是如何奇迹般的被海盗所救。” 理查森也强调作品要以细致、逼真的描写刻画真实生活，他在《克拉丽莎》后记中表述，“对于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来说，尽可能要做到细致入微，常常有这种必要，这样可以保留和维持逼真的效果。要做到如此，就要依托一个主要人物，然后由这个主要人物展开繁忙而活跃的情节和构想。”同样，菲尔丁的传记小说在更广阔的社会视域内，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刻画传主们在18世纪较为真实的经历。
除了强调虚构的真实性外，这些传记小说大篇幅指涉外部客观现实，如资本主义初期下英国的城乡面貌，腐败的司法制度、阶级矛盾、婚姻习俗、信仰、灵魂等，将传主人物放置在英国17、18世纪的背景之下，刻画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孤立个人的自我成长与自我塑造。黄梅在《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一书中提到，“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确实最早并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对现代‘个人’的关注，”并判断，“18世纪英国小说就‘自我’问题展开的反复推敲和切磋，实质上就是建构所谓‘现代主体’的过程”。“自我”在现实主义初期的传记小呈完整、统一模式。这种完整统一模式以线性叙事方式、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支撑。如《鲁滨逊漂流记》以鲁滨逊离家出走、逃脱海盗、流落孤岛、回到英国为情节，以线性时间依次记录他在不同情境下的个人生存境况；《汤姆•琼斯》以时间顺序，按主人公琼斯在乡村、公路上、伦敦的经历为情节依次展开。线性叙事给情节的发展提供时间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物塑造的客观真实性。此外，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理性工具主义盛行。如鲁滨逊曾表述：“推理乃是数学之本质和原理，因此，如果我们能对一切事物都加以分析比较，精思明断，责人人都可以掌握任何记忆”，对理性的追崇以商业记账簿等形式在他的日记中多次呈现。此外，对因果关系的强调也增强了人物刻画的客观性。福斯特论述过，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现实主义时期的传记小说强调情节的因果关系，情节丰富曲折，人物的行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这种逻辑顺序和完整的情节塑造在一定方面增强了主人公自我的真实性、完整性、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