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后现代小说的传记传统在继承现代实验性写作的基础上，解构了传记的真实性，追求艺术的真实。自反式元小说揭露传记小说的虚构性，与经典互文，构成语言游戏，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在各种语言游戏中支离破碎。
后现代小说家种种不同形式和体裁的混杂与拼凑打破小说与历史，或小说与自传，现实主义与虚幻之间的传统界限。（243）以小说的形式或揶揄，或讽刺，狂欢式地讨论传记之道。在《失去原貌的自传》中，保罗.德曼指出小说和自传之间的区分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而是模糊不清，无法确定的。因而，自传就不是一种文类或者一种方式，而是解读或理解人生的一种修辞格。后现代小说不断挑战传记的纪实性，作者的身份、作者的立场出现在作品中，提醒读者文本的虚构本质。
后现代小说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2005）、詹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1959-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等都撰写了传记小说。福尔斯的《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 1977）、温特森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1985）、《我要快乐，不必正常》（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2011）、艾米斯《金钱--绝命书》（Money,a Suicide Note，1984）、莱辛的《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 1962）、《暴力之子》（The Children of Violence’s Serious, 1952-1969）等作品都以元小说的叙事手段，提示读者文本的虚构本质。如《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作家温特森的声音经常出现，在中场休息一章中，她提到：“从子宫到坟墓这有趣的一生--我无法书写我自己的；不可能做到。《橘子》没做到。现在也做不到。我宁可继续将自身解读为虚构的故事，而非现实”。《金钱--绝命书》中，书中作家这一人物提到了这个马丁.艾米斯的名字，艾米斯多次将自己的名字、立场、身份插入到小说中，使读者意识到这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是作者虚构的故事。
后现代小说将传记、神话、经典作品混杂拼贴在一起，模仿经典作品的结构、主题等，将后现代自我与其它的文本形成对话。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的八个标题以圣经中的著名书卷命名，模仿其相关主题，在叙事过程中，拼贴各种童话、神话体裁，打破故事的连续性，将“我”的成长经历零散地穿插在各种文本中，呈现碎片化的自我。《金钱-绝命书》中，主人公塞尔夫与《双城记》主人公的经历形成互文，两人都穿梭于两个西方大都市，戏仿了狄更斯的绅士主人公席德尼·卡尔登，他的自私自利，荒淫无度与卡尔登的崇高思想形成对照。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主体被投入到一个巨大的互文空间中，在那里他或她会变成碎片或粉末，进入自身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无限交流的过程中。”后现代文本中的“自我”在各种文本的交叉、互动、对话中呈中碎片化。
后现代自我观是以现代自我与现代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同现代主义一样摒弃了一个统一连贯的自我，被一个异化的、分裂的自我所替代。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观超越了现代主义的自我中心，其关注焦点转移到了对现代人产生种种压力的各种各样的外在力量。如埃里森•李所言，“后现代主义将主体紧紧地放在对其产生影响的政治、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合力之中。”具有传记特征的后现代小说放弃了“宏大叙事”，将主体放置在后现代具体的语境之中，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的同性恋主人公珍妮特生活在排斥同性恋的异性恋社会群体中，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Christoper Isherwood，1904-1986）的自传《克里斯多弗及其同流，1929-1939）（Christoper and His Kind, 1929-1939) 从一个老人的眼里反观自己年轻时与一位德国青年的同性恋行为，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坛名利场的腐败生活，知识分子同性恋问题。《金钱-绝命书》的主人公塞尔夫穿梭在崇尚金钱的大都市中，《金色笔记本》中主人公安娜在20世纪50年代末政局动态不安的伦敦中的思想困境。在后现代语境中，自我呈现更加复杂、不确定、异质、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