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客观书写者，吴组缃的写作有鲜明的“文史互证”倾向。他刻画的乡绅不同于其他左翼作家笔下的乡绅。这些形象并非虚拟，而有着可靠的现实依据。
小说基于30年代皖南农村社会的破产现实表现了作为受害者、被压迫者、失路者的乡绅。历史上的1932年，乡绅已逐渐陷入破产困境：长江沿岸主要产米地遭遇水患，政府认为“秋收完全绝望”，大量接收洋米洋麦，以致安徽米价“一月之间，由十一元一担跌至六元半左右”⑦；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失去生存空间，走向破产。湖南省虽不收米捐，却变相征税：“收护照费，计每米一石，缴费一元，谷减半”，导致政府、乡绅、佃户间层层盘剥，乡绅沦为被压迫者。推及各地，莫不如此。1933年，饥荒爆发，各项苛捐杂税不减，老百姓食不果腹，成为荒年失路者。安徽寿县乡绅甚至联合村民，不惜犯法，挖取古物卖钱以求得生存。
就乡绅与佃户的关系来看，压迫与被压迫显然存在。由于良绅向城市迁移，农村遗留的乡绅有劣质化倾向。劣绅或为“封建余孽”，迂腐不堪；或借助公职，从佃户处搜刮膏脂，在时代巨变中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成为历史淘汰者。小说中的敏斋、管事柏堂即有此倾向。但另一方面，民国以降，乡绅与佃户日渐形成书面契约制的租佃关系，“一旦确立, 双方须信守协议内容，不得随意变更条款。”二者的关系实际上趋于平等。因此，正如文本呈现的那样，乡绅面对佃户又是无力的，他们没有权力直接加租，只能喊着单薄的“镇压”口号，与政府交涉来解决荒年失路的困境。此外，三十年代，农村也出现了宣扬民主民生的乡绅。他们大多濒临破产，备受上级压迫；且长期与群众接触，政治觉悟得到提升，因此发出强烈的民主民生的诉求，同情佃户。叔鸿、竹堂、耀祖则偏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