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精神对西汉乐舞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规制制度上。
经历了战国攻伐及秦汉代立的历史大潮，所谓“古乐”早已流散殆尽。《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高帝刘邦“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所谓楚声，相对于周公礼乐制度里需要正襟危坐“端冕以听”的先王雅乐，雅俗之比，显然判若云泥；甚至比起孔子删削过的十五国风这种民间歌谣，楚声都属于新兴的边鄙小调，如下里、巴人一般在楚地属而和者数千人的流行歌曲。然而刘邦不仅自己喜欢，而且剑及履及，时有自作；“风起”、“鸿鹄”都是楚声。《汉书.礼乐志》载：“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此后遂成定制。至于先王礼乐那一套，则无人问津，“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
事实上，刘邦不仅喜欢楚声，还喜欢巴渝地区的乐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刘邦自汉中伐秦时，前锋部队中有来自阆中渝水附近的板栒蛮夷，“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刘邦喜欢板栒蛮夷歌舞刚健勇武的风格，这正和他伐秦灭楚的雄心锐气相契合；至于武王伐纣云云，显系攀附之说，以此将自己抬高到周武王的地位、将汉军伐秦和武王伐纣相提并论。由此观之，宫廷乐舞之存留取舍，不仅有刘邦个人的喜好因素，还有时局政治的因素，至于乐舞本身是否符合先王规制，则并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比刘邦更进一步，汉武帝刘彻不仅是楚声的爱好者（其为李夫人所作的歌和赋，都是楚声），更是各地民间乐舞的爱好者，他的这一喜好甚至成为西汉乐舞制度的一个驱动。
《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郊天祀地应用先王乐舞是儒家经典明文规定的，《周礼.春官》明书“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奏、歌、舞一一对应，可谓泾渭分明、秩序井然。然而民间乐舞爱好者汉武帝完全置之不理，专门成立了个乐府，专司赴赵、代、秦、楚等各地采风，搜集各种民间乐歌（讴）；并且委任出身平民但个人专业能力突出的人士来改造这些乐歌素材，如让音乐家李延年主管“协律”、诗人司马相如“造为诗赋”。从乐府设立、到最终成果《十九章之歌》，整个创作过程体现出的是乐舞应为人而作的精神和有能力者居其位的原则。
《十九章之歌》的艺术呈现形态虽早已散佚不可具知，但其感染力仍能从相关的史籍记载中推测一二。《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以此十九章“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能使数百人肃然动心，则《十九章之歌》的艺术感染力大是不凡；而这数百人品类不一、身份地位各自不同，可见《十九章之歌》是雅俗共赏、能接地气的作品，而非阳春、白雪那种国中仅三数人能属和的蹈空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