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权力代表唯功利主义发展观念的压榨是一方面，丁庄人自身对钱权的病态迷恋也是造成他们苦难命运的重要元凶。当县教育局长慷慨激昂的激情演说收效甚微时，一次对致富模范县蔡县的参观却使得丁庄一夜之间开始轰的一声卖血卖疯了，可见物质诱惑对丁庄人的影响之大。而“日他奶奶呀，卖。就是死了也要卖”的说法与“他们用手拧着自己胳膊上的血管儿，把胳膊的皮肉拧得青一块，紫一块，像是猪身上的五花肉”（p30）的比喻也表现出了丁庄人对于财富追求之狂热，将身体健康抛诸脑后，甚至与猪这一被屠宰的牲畜相类比，足见其疯狂。
《论语》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在丁庄，将死的威胁反倒加速了村民自私自利本性的暴露（偷窃之事在热病学校层出不穷），甚至连死亡也不能阻挡丁庄人对财富的狂热崇拜。棺材不仅有甲乙丙级的三六九等，上品的棺材上还刻有“灵魂升天图”、“神仙迎接图”、“百鸟朝凤园”、“极乐世界园”等，极尽富贵奢华，“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意强调更凸显了金钱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最经典的一幕是丁亮和玲玲将整个世界的繁华和财富都装了进去的金银棺在下葬不足三天时便被盗了个精光，两人的尸体被遗弃在墓里地面上。连盗墓弃尸这类犯封建信仰之大忌的事都做得出来，丁庄人对财富的迷恋之极可见一斑。
对权力的看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权力能带来切实利益，“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砝码”16。贾根柱和丁跃进凭借丁庄热病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可以享受酒肉不愁的单独小灶，可以将学校的公共物资收归己有，所以即使贾根柱病入膏肓只想要公章做陪葬的时候，丁跃进也不肯退让一步将公章让出，因为“还得用那公章去上边领这领那呢”（p264），这一点与上文所述丁庄人对财富的极度迷恋是直接相关的。
另一方面是权力规训之于底层民众的彻底性和绝对胜利。丁庄的老村长李三仁勤勤恳恳地当了几十年的庄干部，对上层的命令毫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上边让翻地了就翻地，让种棉花了踏了麦苗也要种棉花”（p64），虽然因为不愿卖血一事被草率撤了职，但只要叫声“老村长”，搬出县长和局长“脱贫致富”的上层号召，面黄肌瘦的他便再次心甘情愿地献出700CC一大袋血，“他妈的，只要对咱国家好，我还怕流这一点儿血。”（p69）而丁辉在面对庄里人的群体质问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搬出自己县热病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就将众人堵得哑口无言，可见，权力在丁庄人的心中具有绝对权威性，权力的发声可以抹杀所有的怀疑。
丁庄人对钱权的病态迷恋并不是文学个例，而更具有普遍的现实代表性。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对于农民而言，辛苦的土地劳作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及国家政策失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常常面临忍饥挨饿的绝境，长久的贫穷使他们对物质极度崇拜，当“天堂般的日子”唾手可得时，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趋之若鹜。贫穷造成的痛苦记忆越深刻，丁庄人在“血浆经济”的沼泽中就陷得越深， 即使是已经“飞黄腾达”了的丁辉，也要在装满钱的屋里才能睡得香甜，像“小时饿着站在蒸馍的笼旁样”（p225）贪婪地嗅着“钱漆的香味”。对贫穷的恐惧已经刻入了底层农民的骨髓深处，难以磨灭。而权力规训对底层民众的全盘胜利则体现了其思想的愚昧落后与观念的封闭保守，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农民在精神层面的匮乏使得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并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也由此导致了他们对权力的敬畏与疯狂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