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搬迁使贫困人口从农民一举变为市民的过程，本质上是较长一段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人为加速和高度浓缩，也是对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和生计空间重新再造的过程。贵州通过多样化的政策组合实践，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共同体和共容性利益产生，推动搬迁户空间互动与脱贫主体性培育，生活习惯磨合与社会关系再造，精神文化重塑与社会观念更新，最终促进搬迁群众生计资本增加和生计空间拓展，形成了“顶层设计—动员统筹—精准管理—共建共治—监督考核”五位一体政策机制。
第一，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协同推进、持续发力，实现对搬迁群众生计空间的拓展。在前期通过加强调研和汇集民意，总结“围绕脱贫抓搬迁”的惠水“五个三”工作经验，反复论证协调，创造性提出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的“五个体系”建设机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治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2月正式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以及与此相关的7个子文件（即“1+7”文件方案），全面系统论述了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会治理和后续帮扶的政策措施，在全省后续帮扶工作中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第二，动员统筹各方资源。发挥党委统领脱贫攻坚核心作用，加强组织动员，统筹各方资源，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按照“省负总责、市州统筹、县为主体”的总要求，细化分解工作任务，建立搬迁帮扶责任机制，明确分工和职责要求，形成五级书记抓搬迁的工作格局。一是通过层层签订责任状，把责任部门、责任人、搬迁措施、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后续扶持、社区维稳等内容纳入责任管理范围。二是统筹各省直部门建立议事联席会议制度，保障各部门间政策相互协调，工作安排和时间节点相互衔接，对治理难点和问题及时沟通，协同推进。省直相关部门先后出台30多个部门协作支持文件，形成各部门合力推进后续帮扶治理的工作格局。三是从保障搬迁群众长远生计出发，发挥工商资本和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进企业落地搬迁社区，同时充分利用相关帮扶资金，结合各地实际和市场需求状况，发展社区产业，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增加收入来源。如六盘水市不断探索“‘三变’改革+易地扶贫搬迁+山地特色/民俗文化旅游”；丹寨县通过民族工艺加工、万达小镇民俗巡演等使搬迁群众就业增收。四是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服务作用，建立了妇女之家、青年之家、户外劳动综合服务站、四点半学校、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法律宣传和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结合东西部对口协作帮扶项目，组织志愿者充实到移民搬迁社区中，集中分类服务搬迁群众，使其更好融入社区，逐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第三，“网格化”精准管理服务。根据贵州省对搬迁群众实行城镇化集中安置的实际，明确每1万人以上的安置社区可重新设立街道办，在县域范围内以街道为单位划分网格，由县委常委包保；在街道以社区为单位划分网格，由街道班子成员包保；在社区以楼栋为单位划分网格，实行“楼栋长”制，由街道下沉干部、有公信力的搬迁群众或其中的村干部担任楼栋长。楼栋长负责协助采集基础信息、掌握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协助交通消防、组织巡逻防范、做好政策法治宣传等工作。根据楼栋长收集的相关信息，建立社区搬迁群众人员信息台账，精准掌握每一户搬迁群众的人员、生活、就业等变化情况，实现社区信息数据化。实行挂图作战，各社区搬迁群众的基本情况在社区街道数据指挥调度中心一目了然。加强党建引领，在社区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则建在楼栋“网格”中，实现党组织的社区网格化全覆盖，发挥党员引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如铜仁市坚持党建引领，创建居安、业安、身安、心安“四安家园”。通过这种网格式精准管理，从而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服务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相互衔接、精准服务。
第四，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在移民社区成立新的居民委员会，对于整村搬迁的，部分根据实际情况延续原有的村干部作为居委会负责人，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和群众大会等形式，充分调动搬迁群众积极性，发挥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作用促进共建共治。成立社区合作社、红白酒席理事会、老年协会、妇女就业创业协会等社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和民俗活动，促进搬迁群众在相互协作和互动中融入社区新环境。发挥德治教化作用，组织搬迁群众共同制定社规民约，相互监督养成良好市民习惯。注重搬迁群众主人翁意识培养，形成社区共同体，让社区建设和社民生活间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