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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疏离感与文化认同研究
 
更新日期:2023-10-11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浏览次数:299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移民、留学和全球化使多元文化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很多人可以讲几种不同的语言,内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与此同时,多元文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

 
移民、留学和全球化使多元文化者的数量大大增加, 很多人可以讲几种不同的语言, 内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与此同时, 多元文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已是不争事实。 然而, 传统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知识作为领域一般性构念(domain-general constructs), 认为其影响是连续的、恒常的。因此, 它主要关注于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在某些特质方面的异同, 用其平均数差异表示文化差异, 把多元文化的影响仅仅视为误差变异[1]。例如, 这一阵营的研究者长期以来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区分中西方文化。这种以地理和人口学变量定义不同文化群体并以静态、宏观的角度比较不同文化对群体的影响所蕴含的一个假设是, 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主要是受母体文化的影响, 不可能内化第二文化[2]。同时, 传统跨文化心理学主要采用问卷法进行相关研究和准实验研究, 这一研究方法限制了对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的探讨[1]。
近年来, 在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 Hong等人[1-3]提出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并基于此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 CFS)。该模型考虑了多元文化的效应, 从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视角来理解文化间变异和文化内变异, 在文化心理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评介CFS 模型以及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希望能为我国的文化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严格地讲, 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晰的关于双文化个体的定义。一种较为宽松的定义是, 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指自我标榜为具有文化双重性的人(例如, 我是双重文化者)或者把自己同时归类为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4]。另一种较为严格的定义认为, 双文化个体是那些接触并内化了两种文化的个体, 并且这两种文化系统会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1,4]。研究者通常根据在两种文化环境生活的年限来选取研究对象, 选取年限从至少生活3 年至几十年不等。
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从原少数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居住的个体也可以称得上双文化个体,那么双文化个体的文化疏离感状况和认同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研究这个问题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综观国内外疏离感的研究成果,除我们的一些早期研究外,目前还没有其他人对“文化疏离感”进行过直接而系统的研究。实际上,我国面临着文化疏离感的许多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在民族文化方面,文化认同的研究比较多,文化疏离感的研究却几乎还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交通、通讯也日益发达,人们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封闭性快速地被打破,这必然导致不同地域、不同亚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交融和多文化并存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在文化交融和并存的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既可能产生文化的融合,也可能产生文化的冲突;既可能产生文化的适应和认同,也有可能产生文化的不适应和不认同。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人都置身于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之中。特别是在中国,除了不同的地域有不一样的地域文化以及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亚文化以外,中国还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对于少数民族个体而言,面对强大的主流文化,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可能适应良好,也可能适应不好,甚至会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对自身的民族文化或汉族文化的不认同和疏远,进而导致文化的疏离或异化,产生文化疏离感。因此,文化疏离感是衡量多文化交融背景下的个体适应和认同的重要指标,通过探究文化交融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疏离感,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个体的文化不适应和文化不认同的问题,有助于解决个体在文化冲突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前期对文化疏离感也进行过一些研究。首先,我们对文化疏离感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初步构建了文化疏离感的理论,编制了文化疏离感的相关测量量表,并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文化疏离感主要包括四个子维度,分别是:“文化孤立感”、“文化分离感”、“不和谐感”和“被控感”;(2)文化疏离感及其四个子维度在“地区”主效应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在“年龄”主效应上差异不显著,文化分离感和不和谐感在性别主效应上差异显著;(3)文化疏离感及其两个子维度(文化孤立感和文化分离感)在年龄和地区,以及在年龄、地区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4)影响文化疏离感及其文化孤立感、文化分离感、被控感三个维度的主要变量是小学前后居住地区的改变,而影响不和谐感的主要变量是性别[5,6]。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初测选取了重庆地区西南大学民族预科部学生100名为被试;正式问卷测试则选取重庆、贵州、云南以及福建地区中学和大学内的少数民族学生作为被试,主要包括白族被试447名,傣族被试29名,彝族被试675名,回族被试179名,维吾尔族被试140名,苗族被试730名 。其中男性被试1079名,女性被试1121名。
2研究程序
2.1 问卷初步编制阶段
本研究参考国内外有关量表的项目,并对一些少数民族被试进行了访谈,结合与“文化”相关的社会风俗习惯、传说寓言、礼仪、哲学、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法律法规、寓言、传统、宗教、文字等等编制形成了含有31个通俗易懂的文化疏离感项目的初试问卷。为增加问卷的可信度,在31个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3道测谎题,并把测谎题作为剔除废卷的参考标准。
2.2 问卷初步修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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