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边沁构想出“全景敞视监狱”，而它是一种改善权力运作的理想功能机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解释道，在这种设计之中，被囚禁者不断目睹着窥视着他的中心瞭望塔，却在任何时候都无所确知自己是否被窥视，因此一种持续不断地征服关系产生。处于中心瞭望塔中的监视者，不仅是知识及其背后的权力的拥有者，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力的执行者。从性别的角度看，这种压制性的全景监视正是整个男权社会中权力规训的真实缩影。小说中约翰对叙述者的种种规训，就是在一个监狱式的环境之中，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来渗透和实现的。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控制着肉体，给它打上标记，并监控、训练、命令它。而权力与知识又是相互连带的，知识就是具有权力的话语权。在父权制社会中，约翰作为叙述者的丈夫和一位富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对她几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一开始，他就依仗医学话语的绝对权威给叙述者打上了“反常”的标记。权力的实施往往需要封闭空间的保证。故事的一开始，叙述者就被放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那是一栋殖民时期的房屋，其中篱笆、隔墙和上锁的门等布置进一步强化了它封闭性的特征。接下来，约翰全然不顾叙述者的意见将她安排进一间她并不喜欢的房间——位于顶屋的婴儿房。婴儿房内钉上了栅栏的窗户、挂满了吊环的天花板以及固定不动的床等设计，皆暗合了边沁“圆形监狱”的构想。婴儿房原本的功能是看管没有独立行动能力的婴幼儿，而叙述者作为一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自由人，在此处被丈夫像对待婴儿一样看待和照管。
权力实施的目的是要打造出一副驯顺的肉体，纪律是达到该目的必不可少的技术。因此，在这个“精巧的铁笼”里，约翰制定的一整套纪律悄然运作。叙述者肉体在活动上受到了严密的安排与监视，其中包括时间表的制定安排、对身体与相关动作姿势的规定等。在这一套纪律之下，叙述者必须按时服药、锻炼且绝对不许工作，更不能写作和进行社交活动。约翰作为叙述者的监护人，理所当然的对她进行名为关心实为监视的举动，并时时检查她是否遵守纪律。不仅如此，当约翰不在家的时候，与叙述者同为女性的约翰的妹妹詹妮竟也担负起了监视的工作，寸步不离的看守着她。作者以多处笔墨暗示这是一位在男权社会权力规训之下驯顺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没有经济地位，唯一的工作就是听从男人的命令并料理好家务事。因此她自然也无法理解叙述者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只是刻板地履行着监视的职责。
在这个“监狱”之中，对叙述者的监视已经无处不在。约翰的目光、詹妮的目光甚至来自整个男权社会的目光，都使叙述者濒临窒息。因此，她不仅没有恢复健康，还逐渐将无所不在的“目光”内化到了精神的层面，给心灵筑上了监牢。文中多处暗示了权力系统试图将监禁机制内化。比如，约翰认为过多的幻想会加重神经衰弱的症状，要求叙述者凭借意志和自控力停止思考，甚至还搬出了“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叙述者被压抑的神经开始转向病态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房间里丑陋的黄色壁纸产生幻觉。首先，她觉得壁纸上的图案像被掐断的脖子和两只颠倒的眼睛。很显然，这是她臆想出来的“眼睛”，是外界无时不在的监视的目光的内化。接下来，墙纸上出现了人形的图案，其形状像一个女人蛮腰爬行的样子，而这个“人”甚至挣扎着想要出来。有时候，在月光的照射下，墙纸还会变成排排栅栏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