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壁纸》全文都采用了特殊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在身处来自丈夫的“全景敞视监狱”式话语监视环境之下，我们看到叙述者的内心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挣扎，在“顺从”与“反抗”之间来回跳跃。在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她的女性意识已经有了初步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在压制之下始终处于萌芽的状态，且由于无法释放而逐渐走向病态。
由于长期生活在男权社会权威的话语之下，叙述者最初对“囚禁”表示出了很大的让步与顺从。首先，对于身为知名内科医生的丈夫和哥哥对她所下的“诊断”和“建议”，其并不认同。然而，身为被诊治的对象的她没有话语权。她顺从地遵医嘱服药、锻炼、停止工作，甚至还自我暗示其不适感只不过是自己“神经过敏”。其次，由于惧怕男性权威，每当叙述者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表达意见遭到丈夫批判式的“裁决”时，她都会马上顺从、放弃抵抗。此外，在她内心挣扎的过程中，常常以所谓“爱”的名义来反复的自我安慰，企图消解强烈的不对等关系所造成的抑郁情绪。然而这种“爱”是真的吗？文中曾提到，约翰“考虑得细致周到，对我充满爱意，没有他的特别指示，我几乎不能动弹一下”，恰恰揭示了这种来自丈夫的披着“爱”的外皮却行着监视与控制之职的规训权力的真面目。这种“爱”建立在没有尊重、理解与关心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绝无可能治愈叙述者内心的伤痛，而只能变本加厉。
文中的叙述者，几乎是一个在婚姻中无力和被动的角色。从表面上看，叙述者与丈夫的每一次冲突都以她的妥协告终，男权中心文化一次次展现它的威力。但是，福柯认为权力与抵抗是共存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4]56在社会性角色与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不断地产生冲突时，叙述者并非一味地接受规训，而是表现出了反抗的意愿和行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她不顾反对在暗中坚持写作。在现实中失语的吉尔曼借这本小说，描写小说中的“我”通过写作这一行为活动构建出了一个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展开幻想、深入思考、表达不满，这些都是在现实中“我”被禁止的行为。叙述者的反抗行为还会表现在行动上，比如她一开始就表示自己不喜欢被安排的房间，并希望能更换到楼下朝阳、窗台上摆满玫瑰花的房间去；她渴望与人交流，主动提出到堂弟和堂妹的住处去走走；她甚至不断尝试与丈夫沟通，直言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有恢复，希望离开这个令人压抑的环境。然而，所有合理的要求都被约翰断然拒绝了。对于叙述者这样一个受过教育、有思想的女性来说，身处这样一个孤立、被动、压抑的环境之中，除了发疯还能有什么出路？因此叙述者的精神在压抑之下转向了病态的方面，逐渐对房间内的黄色墙纸产生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