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化本质进行阐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出人的本质特征。书中多次出现“人化”“人的自然化”等用语，进而揭示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即文化的本质是人创造劳动的对象化。在他看来，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的统一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产生于自然界，而文化则是在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中得以形成。对此，他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p274因此，人所特有的类特质属性促使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打上了人的烙印，使“自然人化”。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实践把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人不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另一方面，实践是人与自然互动的桥梁。马克思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文化不是一个纯经哲院的思考，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活动验证过的真理，即文化的根本属性是实践性。
马克思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了文化的本质，而且注重从个体与群众的互动中探寻文化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促使“抽象个人”实现了超越式发展，顺利完成了人与群体的交融式发展。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生产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人改造自然界，自然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不仅充分肯定了文化的实践属性，而且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然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导致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变得畸形。劳动者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却未享受文化反而被文化所奴役。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脱离了人民主体意识的，是促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生产的物品之间呈现异化式发展的工具。对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本质上就隔断了文化异化的温床，从始至终都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且全方位地保障人的类特质属性，并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落脚点。概括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是要使人摆脱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个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