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仁者，人也”。“仁”作为人的本质，从静态上看即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这“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是先天地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是一切道德意识和情感的首要和根本。从“恻隐之心”出发，就会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由此构建起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人类社会。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几希”，人作为天地间的独特存在，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有“恻隐之心”的道德意识，这也正是人之为人的尊贵之处。“仁”从动态上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爱”是“仁”在日常经验生活中的自然呈现，是“仁”的内在要求。只有通过“爱”人的方式，才能够将内在的“仁”心表达出来。孔子关于“仁”的表述很多，如“先难而后获”、“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表述都基于“爱人”这一“仁”的本质。
孔子认为“仁”这一本质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群体的存在。“仁”从人，从二，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实现和完成的，“爱人”本身就内在包含着与他人相接的意思。孔子曾言：“鸟兽不可与同群”，人与世间其它万物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人与人在类本质上却是“性相近”的。正是这种“性”的相近，让人与人之间的“爱”得以可能。与宗教化的抽象之爱不同，儒家的爱是发端于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以日常人伦为基础。“爱人”始于事亲，终于爱人。因此“仁”的发端也以“亲亲为大”，除此之外还须“能近取譬”：“以“类”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人，以个人推至“人类”，由近自己、近自己最亲近的人扩展至爱一切人。爱全天下的人民，亲全天下的人民。”“性相近”保证了类本质上的相近性，从而让“爱”在人与人之间的推广得以可能，以亲情之爱为发端不断推致，从而形成一个善意的伦理纽带。另一方面，现实中血缘关系的远近，又在“性相近”的基础上形成了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由此又有了差异化的多样人际关系。
儒家也注意到了人的异化问题，但与马克思诉诸于异化劳动不同，孔子更多将之视为历史环境差异下主体的丧失。这种历史环境的差异总结起来就是“礼崩乐坏”，成“仁”本是一种完全主动的“由己”之学，礼乐文化的丧失让人失去了主体性，也因此就无法察觉到“仁”的本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正是这种异化的表现。当个体不再关注“为己之学”，则“爱人”就失去了作为主体之我，缺少了主体的“爱”就缺少了推致的内在动力，便无法推行。针对这种丧失主体性的人的异化情况，儒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在于重新树立起自我主体，让“为己”之学重新得以可能。从个体自身出发，通过“修己以敬”的方式重新确立主体的地位；由主体再进一步推致仁爱，实现“修己以安人”；当这种爱最终形成一个善意的伦理纽带时，就重新实现了儒家期许中“修己以安天下”的礼乐文明。由此形成了从“修己”出发，进而“安人”、“安百姓”的逻辑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