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故事情节呈现出一个圆圈式的闭环：从为阿Q作传的意图起始，作者勾勒出一个辛亥革命余波下半封闭的“未庄”小镇，人和事带着他们惯有的丑恶面孔走马灯似的登场，与同样面目可悲的阿Q发生联系。在受尽冷嘲热讽、继而成功激发读者的悲愤情绪后，情节最终回归到阿Q的死亡，鲁迅将其命名为“大团圆”。这篇作品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每周或隔周星期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起初刊登于《开心话》，又先后移至《新文艺》、《文艺》等栏目。鲁迅后来在自述中表示：“《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他还提到，这一尾声如果让孙伏园知道，定会要求阿Q能再多活几个星期。鲁迅愁于应付催稿想尽快结束此文，便早早在孙伏园回京前枪毙了阿Q，送上了这个“大团圆”结局。于是我们得知，对于何为“大团圆”，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鲁迅看似在逃避孙伏园的催稿，实则借此任由情节顺遂自己情绪而自由发展，阿Q之死便在这一过程中愈发凸显出更多的必然性：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死亡，而是一个从“人”到“鬼”的动态嬗变，其中包含着肉体消殒而灵魂再造的双重含义，这一点在后文的“大团圆”解读中再行详论。而为了明晰这一嬗递过程，作者在小说中为阿Q的心理蜕变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大量、细腻地铺垫。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提出了著名的“阿Q=阿鬼”说，但“阿鬼”却仅仅只能代表“大团圆”之后的阿Q。作为人与鬼的中介和过渡，“死亡”的来临除了瞬间的痛苦外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那么阿Q在被枪决前显然已经做好了觉悟和转变的一切准备，而那似乎咬着他魂魄的“狼眼睛”只不过是临门一脚。“阿Q的‘觉悟’在于他临刑的瞬间。”汪晖也这样认同，之前的阿Q尽管对“革命”心向往之，但在精神层面仍处于“本能”阶段[5] 125。纵观大团圆发生前的情节安排，以“恋爱悲剧”为界，阿Q的人生轨迹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小说起始三章，作为短工的阿Q拥有相对稳定的物质来源，心理上则凭借精神胜利法克服怨敌、反败为胜，传递着积极愉快的自我暗示。小尼姑事件和欲与吴妈恋爱造拒之后，接连而来的生存打击迫使阿Q成为“失败”心理刺激下的行动者：进入城市，欲图革命。尽管“革命”的动机并不高尚，但它却出自下层民众对赵太爷等旧恶势力残酷压迫的本能反抗。也正是这看似愚蠢的一系列行径之中，潜藏的反抗意识意外的让阿Q在生命的末端焕发出“人”的光彩——寻求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身在未庄食物链底层而萌发出触目惊心的觉醒因子。“精神胜利法”始终未从阿Q的脑海中完全消失，但是延续旧日行尸走肉一般混迹人世的态度却开始悄然改变。在第九章《大团圆》中，作者的叙事节奏骤然减缓，阿Q最终“革命”失败，阴差阳错地被判处“盗窃罪”并即将处斩。被关进栅栏门后，小说曾两次写到坐在大堂之上的老头对阿Q的发问：
“‘你还有什么话么？’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对于阿Q而言，究竟是真的“无话可说”？还是更深一层对于旧中国无声的反抗？笔者倾向于前者。生命当中所有发生过的荒唐与可笑，矛盾和冲突在阿Q看来似乎都成为了无意识的一场空白，仿佛他的身体不曾受过自己的支配。在作者眼中，这或许是对于封建中国的另一种清算，即只有当过去堕落的记忆真正被打倒和抛弃，阿Q才有可能触及蜕变的临界点，沉睡的灵魂方能从黑暗中苏醒过来。于是，面对死亡迫近，阿Q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冷静，以极其平常的心态接受这一结果，对于结果产生的前因没有丝毫的心理反应，仿佛接受了催眠式的麻醉。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一过程恰合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即对于动作发生从“根源”到“目的”，内心某种心理活动推动了强迫性动作的发生，但主体对行为动机却无从感知。而现实的阿Q的确对过往发生的种种失去了认识和判断的能力，那一句“没有”成为遗忘后的留白，既否定了自身麻木不堪的一生，也放逐了“旧中国”——这封建社会污浊余脉的延续。同样，作为心灵潜流驱动的直接反应，“大团圆”中关于阿Q两次“羞愧”心理的描述也同样值得关注：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劲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别人笑话，立志要画的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而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