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每每为自己辩解，“‘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他不仅认为自己的写作从未有过引领号召的企图，也不相信有所谓“革命导师”的存在，没有人能知道明天究竟在哪里，“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他一方面肯定了死亡是不可逃避的归宿；另一方面也一次次激烈地质疑、反思自我的处境，并走向非常态的极端——自我反噬与自我啮食。这是处于历史交叉口的新文学必然会经历的文化阵痛。其中深沉幽微的心灵痛苦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凭借“中间物”概念的复杂性得以宣泄：“往往为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时代转型期脱胎换骨般的重塑与生命“物竞天择”的进化链条无异，鲁迅正于此夹缝中担负着承上启下的文化使命，以回答“旧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在《阿Q正传》当中，启蒙与变革的责任意识推动着鲁迅以战斗的姿态融入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当中，成为阿Q生命的投影，通过精神的共通引导他走出现世愚昧无知的生命状态，使得切近的人性最终回归到笔下的人物身上。
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阿Q正传》在序言部分即创造出一个第一人称作传者“我”的形象。不同于说书人应有的对于人物生平事无巨细的把握，“我”作为非全知的叙述者对于传主阿Q的籍贯、姓名及其写法都不甚知晓，除了一个准确无疑的“阿”字。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曾真切的参与过阿Q的部分生命片段，从而不同于史家作传时对于人物资料的大量汇集。除了“耳闻”以外，也含有亲眼“目睹”的成分。比如在序言当中，关于阿Q是否“姓赵”，鲁迅的描述呈现出回忆性的场面再现：“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带有较强的回顾性和现实性意味的描写表明，“我”应当也是当时在场的旁观者之一。但由于身为作传者身份的特殊性，叙述者伴随着第一章的结束而退隐于文本之后，正文随之以第三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角重新展开。所谓“第三人称内聚焦”，即“叙述者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可以用‘叙述眼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眼光’这一公式来表示”。鲁迅一方面采用第三人称对于传主生平经历进行全知再现，另一方面又根据行文需要在叙述者与阿Q的视角之间进行无障碍切换，以获取最大限度的信息量，甚至可以探入阿Q的灵魂深处，见其所见，想其所想。这一叙述模式与同时期鲁迅的其他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以《孔乙己》和《祝福》为例，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直接转用“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与“回乡的知识分子”两个既定角色的眼光切入文本叙述，从而实现“我”与主人公本人的直接对话。于是，小说的聚焦人物（“指涉其眼光充当叙述视角的人物”）充当了实际意义上的“隐含作者”。而回到《阿Q正传》，正文部分的叙述眼光并不存在类似实体人物的依托，而完全隐于身为他者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之中，并对于传主和其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全景性的描绘。尽管可以通过视点转换对阿Q进行心理透视，但此时的鲁迅仍是身处故事外的客观叙述者，与阿Q 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于小说情节的重建与转向没有更多的附加作用。
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阿Q生命历程的隐性嬗变。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末路鬼不过是套在主人公真实形象之上的假面，作为旧中国“最后的”儿女的代表，阿Q本就应该与旧时代一起走向终结。那么这一嬗变因何而起，又是受谁指引？在第九章《大团圆》当中阿Q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暗示，这也是小说最具深意的经典片段之一：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远不近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
小说全文当中曾多次出现有关阿Q心理的描写，这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读者获取人物主观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引文片段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作者在此有意无意地变换了叙述模式，转而采用了第“三”人称回顾性叙述追忆阿Q的过往。而实际上，叙事学当中并不存在这一模式，只有所谓“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它在文本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前者作为该模式的常规视角，却已难以分辨其中的“我”究竟是阿Q还是鲁迅。或者说，作者此时已经介入了阿Q的生命程序，试图推动他在周围环境的风云变幻中意识到自己悲哀的处境，去发掘代表自身本真的那个“人像”。至此，鲁迅本人的意志已经逐渐超越了上帝视角的审视范围，他不仅能够展示阿Q的内心所想，更进一步开始代替阿Q回忆和思考，这并非是对于叙事学理论有意的突破和挑战，而是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逐渐消失的证据之一。另一个证据则来自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其中引用了郑振铎关于阿Q的“大团圆”与做革命党“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的观点。尾上兼英认为西谛的看法恰可为鲁迅“作为作者的余地完全消失”提供证明。的确，如果按照阿Q一贯的行事风格，情节发展到最后是绝不至于“大团圆”结局的。而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的鲁迅，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的“启蒙”意愿渗透进了阿Q的主体行动之中，实现了与阿Q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融合，如同灵魂“摆渡人”一般操纵、引领他往转生的希望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