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由此，为阿Q之死冠以“大团圆”之名，似有迎合读者心理诉求的意味，使之带上一股“悲喜剧”的味道，从而不显得过于鲜血淋漓。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自述中一方面否认了它的随意性，但同时也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料到这一结局：“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在前两部分的分析中，不论是阿Q向死而生的启蒙性转折，还是鲁迅作为生与死“中间物”的角色安排，都成为奠定“大团圆”出场的重要前提。而面对“何为大团圆”的疑问，一切都应该最终回归到阿Q死亡之前，最后一次以“人”的意识主动思考的那个瞬间：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而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唐弢曾提到，一位捷克汉学家认为阿Q死前感受到自己的灵魂被撕咬“不是现实主义的方法，农民阿Q不可能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想头”。事实上，在阿Q生命的终程，作者已经介入这一人鬼对坐的话语体系，引导主人公走入了他笔下“孤独者”的形象系列。站在囚车上被游街示众的阿Q除却“无师自通”的半句话之外不曾再发一言，而与他相对的却是熙攘的街市和喝彩的群众，愚昧沉沦而不自知，原本熟悉的未庄呈现出恍若隔世般的陌生与模糊。期间阿Q的思想两次在脑海里“一回旋”，从不知唱哪一出戏的惘然到由内而外产生的惊惧心理，至此，他已经不再是无缝融入于未庄社会体系当中的行尸走肉了。阿Q罕见的与周遭的环境形成了对立的格局，类似于狂人对待“吃人者”时刻警惕的恐惧感：“与这只狼眼睛相似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狗眼睛……这确实是‘吃人’的眼睛，也是‘把他关闭在无知中的一切人的眼睛’”。阿Q、狂人、夏瑜……他们是少数的觉醒者，也是觉醒后感到无路可走的迷途者。同化或死亡，既是鲁迅提供给“孤独者”们的两种结局，也闪烁着其思想当中时而浮现并困扰、缠绕着他的悲观与绝望。一声想要喊出的“救命”并没有如愿，“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既然鲁迅最终选择启蒙阿Q，那么为何不给他留下最后一口气喊出“救命”？其中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丸尾常喜所认为的有关“无声的中国”的一种悲愤。不论是“记忆里的狼眼睛”还是身边挥刀的侩子手都来者不善，阿Q真切的感受到了死亡来临的恐惧，“救命”正是欲图自救的本能使然。毕飞宇提到阿Q生命呈现出了一个圆形结构，但其实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闭环，在孤独与黑暗面前萌生的求救意识，为主人公留下了救赎的缺口和启蒙的可能。但面对现实世界当中千千万万个铁屋里的“阿Q”，鲁迅内心也有所犹疑和动摇，成为孤独地清醒者，何其有幸而又何其不幸。纵使喊出“救命”的阿Q以个人之力也无法突破“未庄”这一“铁屋子”的束缚。谁来救他？亦或是谁能救得了他？这一问题鲁迅尚且不知如何回答，那么与其让身为被救者的阿Q徒劳地等待，不如早早将他送还于沉默当中，减少更多亟待唤醒者临终的悲哀和苦楚。若是没想到喊“救命”，对于阿Q的启蒙也将宣告失败，那么于心又何忍？一声“救命”背后，是鲁迅内心启蒙思考的的深层延续：“‘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于是，作者最终折中选择了“想喊而未能喊”：一方面，“想喊”表明鲁迅作为启蒙者的阶段性胜利，希望尚可寄于将来；“未喊”似乎又为这一启蒙留下遗憾，阿Q终究还是以一个“国民劣根性”代表的身份而死去的，他的死带有群体意义，标志着国人脑海里封建奴化的劣根性的消亡，在启蒙中苏醒的魂魄逃离了腐朽浑噩的肉体，获得净化和改造。阿Q到阴间接受正义的审判和清算，明白了自我的愚蠢封闭和生前所依附的价值体系落后黑暗的本质，成为了为数不多探明国人精神内里的“群鬼”之一，实现了狂人未能实现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