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回归
从以上分析来看，似乎在生态语言学中，研究范式不同生态的含义也不同。总得来看，生态语言学可以归纳出四种生态：符号生态、社会文化生态、认知生态、自然生态。笔者认为在生态语言学中，“生态”主要指自然生态。其理由如下所示：
韩礼德强调以语言分析为手段，通过语言来改变或调节人们的环境观，保护自然，保护生态，虽然韩礼德没有明说，但现在看来毋庸置疑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侧重于“自然生态”之意。豪根范式借用生态学中的术语和方法，将语言比作生物物种，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隐喻范式。虽然在实际的语境中，豪根范式下的生态被界定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甚至是心理环境，但我们应该看到其源域依然是自然环境，豪根范式的研究开展离不开对生物学“生态”概念的正确理解，自然生态构成了豪根范式理论的前见。其次，豪根范式“将生态学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决语言本体……等方面的问题，……忽略了语言学理论与生态学原理之间的有效融合，没有深入探讨和建构有效的生态语言学理论，迄今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话语研究逐渐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中心议题。从豪根范式面临的困境和韩礼德范式成为生态语言学研究主流的现状来看，在生态的四种内涵中，“自然生态”的地位尤其突出。赵奎英（2019）也指出，“根本意义上的语言的‘环境’主要指语言的‘自然环境’，本然意义上的语言生态系统，也应该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概言之，要理解生态语言学中“生态”概念的内涵，离不开对自然生态的阐释；而要理解自然生态的内涵，则需要我们澄清人与自然关系。
2生态：关乎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在回答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原始文明时期——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农业文明时期——自然是人类效仿的榜样、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是自然的主人。然而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化带来的迷惘等，人类最终迎来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人性解放”“我思故我在”等思想的影响，开始将人类视为宇宙的中心。这种人性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表现为对自然的掠夺。与此相对，生态文明时期的环境观强调将自然视为终极实在，人类作为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其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密切相关。学界将这两种观点概括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倾向。然而近年来，有观点指出生态中心主义不过是另一种主客二分传统的继承，人类应该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关于这种本质统一我们可以做如下阐述：
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这种环境观要求我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但是这种整体意识又不应该以牺牲人类的主体性为代价。世界不以人为中心，也不以自然为中心。即是说，宇宙的奥秘是深厚的，人类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对于这些奥秘的认识都只是沧海一粟，“作为终极实在的自然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在无情无义、无善无恶又无所不能的自然之神面前，人类应该低下也不得不低下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来昂起的傲慢的头颅。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应该回到原始社会时期被自然摆布的状态。人类要做的是放弃独断理性主义崇拜，但也要相信“人类能够发现保障生存和谋求幸福的知识”。由此看来，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索，似乎显示出了人类寻求自身何以为人之本质问题的焦虑。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有学者指出，“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毕竟我们口中的生态危机恐怕尤指人类自己的危机，对于大自然来说，对于整个宇宙来说，皆是因果的呈现，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危机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