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性别政治关系变化是社会现实发展的直接反映。电影毕竟是一种商业产品，迎合观众需求和价值观是其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必由之路。电影中的性别政治问题是社会文化的映射。
（一）矛盾消长：西方的传统文化土壤
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发展深深厚植于西方文化土壤。西方社会的男权制思想与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对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权力关系问题具有深远影响。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权制类似，以男权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西方社会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曾认为：“有一个善的本源，它创造了光明、秩序和本源；还有一个恶的本源，它创造的是混乱、黑暗和女人。”毕达哥拉斯将女性视为与“恶”、“混乱”和“黑暗”等元素并列的存在。不得不承认，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的漫长男权社会中，女性由于自身生理机能构造的弱点，不得不长时间地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这种情况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有所改善，机器的使用将女性从永无止境的劳工生活中解放出来。直到后工业社会，女性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尽管程度十分有限，但女性终于有了选择的权利且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
西方女权主义与传统男权制进行了激烈斗争。动态绵延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及后现代女权主义（20世纪60至80年代）三个阶段。尽管流派与各阶段倾向不同，但三次女权主义运动都以“男女平等”为轴心思想一以贯之。性别政治视角下的三次女权主义浪潮极大地触动了西方社会以男权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不仅触动了国家法律，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当时西方的社会观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女权主义与传统男权制两种矛盾的激烈冲突，性别政治视野下的西方社会逐渐归于平静，这是两性之间权力关系经历激烈斗争后趋于妥协的表现。
（二）艺术加工：权力关系的二次创作
女性角色的形象从“男性视角下的他者”向“女救世主、女战士”发展。相应地，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身份也经历了由“男性欲望的物化”到“男权秩序的同盟者”，再到“男性暴力的挑战者”的转变，这其中隐含了两性关系从不平衡到趋于平衡，再越过平衡走向新的失衡的现状。电影从业者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电影产品是商业竞争的产品，前者受社会主流父权意识的影响，后者则是商业运作下倾向商业利益的产物。当电影完全沦为车间流程操作下的复制品时，它就彻底成为了电影从业者的职业，沦为获取利益的“饭碗”。如果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缺乏推进性别平等的责任意识，那么电影行业就会变得机械化且缺失社会责任感。任何影视作品都是“电影人”结合客观社会现实，在主观意识催动下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因此，电影创作者要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以性别平等的观念贯穿整个创作过程，而不是为了迎合观众和市场片面输出传统的父权意识价值观念。从性别视角来看，加强对“电影人”的素质培养意味着电影人在创作、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抛弃个人偏见、观点和情感，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注意男女角色的平衡，以推进性别政治平衡为己任，深刻感受到自己作为艺术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动态平衡：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活动受到自身条件的束缚。人要从自身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就要从束缚自己才能发展的自身条件，特别是人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女性若想真正从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独立客体，对自身地位的认同，对能力、创造力的发展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性别政治转变的极端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影响。对于女性观众而言，长期存在的性别观念使得女性长期处于集体无意识之中。起初，女性观众没有意识到电影中的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而随着女性拥有更多能力并获取知识，她们不知如何看清自己。真正可悲的并非是电影等文化产品对女性形象或刻意或无意的贬损本身，而是女性观众在面对这种贬损时表现出的麻木和无知。隐含男权文化价值观的电影受到女性观众的追捧，女性观众不仅不为自己维权，反而为这种电影贡献票房。当性别政治失衡演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对国人麻木的讽刺：中国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女性意识觉醒不充分的社会现状使得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道路十分曲折，具备自我主体意识是女性反对权力控制的前提，包括自我意识的确立及创新竞争意识的培养。自我意识是主体走向独立创新之路的精神导向。这种意识的确立会让女性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具体情况自由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展现其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女性生活。面对传统的男性文化霸权，女性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在不断创新和竞争的过程中着力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在实现对客体的超越的同时也完成主体对自身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