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中，拉曼查的乡绅堂吉诃德发疯的成因在开篇就被作者指明——“这位绅士一有空闲就读骑士小说，那么痴迷，竟然完全忘了打猎以至理家。他在这方面执着得头脑发昏”，亦即对骑士小说情节的痴迷导致他无法控制行为并将余生都付诸于脑海内的幻想中。尽管《狂人日记》没能主动揭示出“大病”根由，但却借观览日记者之口指出“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迫害狂”作为疾病被判断，一方面意味着其日记中“吃人”、“被吃”的论述完全出自于病人因疾病而导致的胡言乱语；另一方面，被断言的精神疾病也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和社会正常行为的隔绝——日记中记载他反复诘问路人“吃人的事，对么”以至对方惊慌逃跑，他和堂吉诃德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将行动付诸于幻想之中。
尽管作者们都在利用突发性的、神秘的的精神问题所导致的“癫狂”来解释二人形迹疯迷的原由，并在结尾部分以死亡和疾病的痊愈令主人公回归清醒，但真正的“疾病”或者“癫狂”的源头并不来自于此。“狂人”和“骑士”殊途同归的生命轨迹无法归因于神秘莫测的疾病，导致其耽于幻想，行为奇异的理由另有原因。
塞万提斯在第十一章中让堂吉诃德在一众牧羊人中间发表了一段关于“黄金年代”的演讲，他拿起一把橡栗细看，然后开始了他关于“古人以黄金之名名之的世纪，的独白，显然，这一段独白并非只是堂吉诃德对于古老年代“天下太平安宁，人们友善和睦”的憧憬，在之后的演说中，他唾弃自己所处于的“黑铁时代”并且由此告知所有人“兴起了游侠骑士这一行当”的原因——“鉴于世道变迁和人心险恶，为了扭转时尚”，所以堂吉诃德才会挺身而出。这番宏论也是堂吉诃德对自身理想世界的求索，是对于自己存在意义的肯定。但因为橡栗而产生的这番演说并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回应，牧羊人们“傻呆呆地听完他的废话”毫无动容之色。堂吉诃德的理想是被塞万提斯取笑的理想，无论堂吉诃德的独白多么诚恳，严肃，忧愁，无论堂吉诃德试图改变这个世代的愿景多么殷切，他依旧还是塞万提斯笔下“箭垛”式被戏弄取笑，甚至是恶意戏耍的对象。
在当时的时代，已经不存在骑士的踪迹，然而堂吉诃德依旧耽于幻想之中，认为自己是负载某种使命的游侠骑士。这是全书喜剧色彩的基石，即如周作人所言：“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但同样，现实世界的庸常甚至败坏，导致了堂吉诃德的无所适从，这也是喜剧后悲剧面目的来由——他的疯癫来自于现实世界和“黄金时代”间避无可避的巨大割裂，是对“世界和自我的双重怀疑和否定”。现世对堂吉诃德而言已然是深渊，他天真纯洁到几乎滑稽的品格以疯癫的形式呈现，正是因为乌托邦并不存在，伊甸和人间无法共存。
回到《狂人日记》。“中国从公元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佩雷菲特所言的“方式”亦可替换为“狂人”所恐惧的“吃人”——“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中”且“这样组成的社会可以无限分割下去”，这样几乎停滞的帝国循环历史被战争和入侵打破，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了“中国的心智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这种认识正是“狂人”陷入“癫狂”的原由。即使新的思想、习俗、制度已然出现萌芽，然而社会之痼疾却无法规避。
《狂人日记》未明确提出狂人所处的时间年代。依全文最开端部分的文言文所录，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候补”是清代官制中的一种称呼，而第十篇日记中，又出现了清末参与光复会并在刺杀行动失败后被虐杀的徐锡林，由是可知狂人所在的时间应当是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时代里，“狂人”和“骑士”处于同样的境遇中。既无法凭借双手开辟全新的世界，也无法和现世融洽相处，“疯癫”成了唯一出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无法明言，也只能以“吃人”为譬喻道出。新旧交替之间的中国是狂人所徘徊的尴尬境地，也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间微妙关系的依托——“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意味着保守和革新的矛盾、宗法和文明世界的隔膜，“两极间徘徊摇摆的生存困境”是中国知识分子“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这位西班牙骑士苦苦寻觅的“黄金时代”，同样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希图开辟的全新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