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剧《我们的荆轲》中，莫言一改传统思想中“屹立神坛而不倒”的荆轲形象，把他矮化到凡尘人世，真正把荆轲当做一个平凡人来书写。莫言对“荆轲”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现实化的塑造，形成一种“英雄不再”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现代人眼中的秦王政与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有差距，另一方面与莫言致力于探寻人性本真的创作动机有关。
（一）当代人对"秦王"政的推崇
随着对“荆轲刺秦王”故事的解读和对历史的了解，人们对秦王政的认识、对荆轲形象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荆轲形象被“矮化”，秦王则被给予了更大的同情与理解，这主要在于现代人眼中的秦王政与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有着极大差距。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太子丹曾为秦国人质，“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加之秦国要吞并诸侯，致使燕国存在灭国危机，所以太子丹广寻天下勇士，伺机刺秦。历史事实证明，秦王政的统治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给人民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着如下记载：
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
秦王政暴虐的例子数不胜数，可以说，秦王朝一统天下的历史是用人头堆砌的。例如，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害怕俘虏暴动，“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败国还要向战胜国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极为沉重的负担。因此，面对秦国的征伐战争，六国人民往往是戮力同心，坚决抵制的。
然而，我们现代人眼中的“秦王政”也是如此吗？在《我们的荆轲》第六节“断袖”中，莫言借燕姬的口，用两个“也许”和五个“很可能”道出了秦王政的未来史：“也许”会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也许”会在帝位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可能”会统一文字、整修道路、修筑长城、烧制陶俑以及海上求仙。这是我们现代人眼中的秦王政，因为我们看到了秦王政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战国后期，人民深受战乱之苦和荒年灾难，“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的一系列政策，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等，在当今社会看来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甚至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以燕姬之说，荆轲“应该和千古一帝的嬴政联系在一起”，这才更有意义。燕姬又何尝不是在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指导荆轲呢？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荆轲形象，试图把英雄“矮化”。正如他所主张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荆轲形象的这一转变正是基于我们现代人对秦王嬴政历史功绩的肯定而形成的。
（二）莫言对人性本真的探寻
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真与诚·诺顿演讲集，1969-1970》中提出：“真诚的观念，自我的观念，认识并展示自我之艰难的观念，开始在戏剧突然昌盛的时代兴起并困扰着人类。”孔子曾说“人苦于不自知”。一个人，惟有认清自己，明白自己长短所在，才能够做到把握命运和创造命运。莫言将荆轲形象“矮化”，便是试图用戏剧的方式来呼唤人性本真状态的觉醒，挖掘每个人内心那个真正的自己。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这样一段话：“每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当荆轲与燕姬深夜谈话时，两人互相成为彼此的镜子。荆轲与燕姬，融怯懦与勇敢、暧昧与明朗、小人与伟人于一身，终究都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