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兵团体制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现实需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政军企合一体制，现实发展实践中没有参照和借鉴，只能靠自身探索和经验总结。兵团经历先后经历快速发展、撤销、恢复等阶段，就是兵团在“摸着石头过河”进行自身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即使经历60余年艰苦创业，兵团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仍是中央决策层、兵团管理层以及兵团和地方学者层等方面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地处西部边陲，熟悉兵团体制发展情况的专家学者不多，对其理论研究就更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滞后于实践。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兵团因其特殊的使命和功能，过分强调兵团体制的特殊性、封闭性，逐渐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组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自身优势，再加上兵团较为落后的保守思想，导致兵团内部管理体制僵化、外部体制不顺，严重制约着兵团的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兵团特色制度的理论研究缺乏梳理和体系构建，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反思较少，挫伤了兵团自身发展的元气、自信和战略定力。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出发点, 充分挖掘马克思有关兵团体制发展的思想理论，同兵团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实践结果相结合，对兵团体制理论进行研究探讨,从而增强当前兵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边疆治理实践需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国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实践，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功，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习近平深刻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已提出兵团要“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这是对我们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边疆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对我们党屯垦戍边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兵团履行职责使命的高度概括，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边疆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内涵丰富，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面对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新疆自治区及兵团等边疆地区实施经济制裁，对香港、台湾问题的干涉，实则是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开始不再自信，而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边疆治理理论取得的成效进行围追堵截、恶意封杀。值此之际，我们就更应该坚定边疆治理实践的正确道路，充分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生机活力，在搞好自身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之后，向全世界有力地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兵团体制的优越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有力地驳斥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恶意攻击，引导周边国家积极学习借鉴兵团体制的发展，更好地拿起思想理论武器指导兵团自身实践。
（三）“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域治理模式探索的需要
新时代，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下党政军企合一体制，兵团体制的存在正是我们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边疆治理思想的集体智慧结晶，是边疆人民的历史选择，应该将其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中，并且有别于“一国两制”边疆区域特色管理制度之外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关于边疆特色管理实践领域，来加以理论分析和研究。作为一个地方特别建制单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我国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为解决香港和澳门地区回归祖国问题，而采取的现实选择，并为台湾问题和平统一提供可行的经验路径。我们可以借鉴这种“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特区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将兵团转型的方向定位为有别于一般行政建制政府和特区模式的另一种值得研究的特别建制政府模式，以便于解决新疆问题、民族问题和边疆治理问题。如果说“一国两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统一问题而尊重地方人民自主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产物，那么，吸收中华民族屯垦戍边传统优势的兵团体制就是为了创造性提升边疆治理水平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道上的先进实践探索。如果说兵团体制是对“一国两制”延长资本主义生命周期试验而尝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的生动对比的对象，那么，兵团体制将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越来越凸显其时代重要性和理论先验性，特别值得作为当前理论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