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传承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指代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都针对这二者进行过意义的辨析与取向的阐释。
（一）时间与空间的偏倚调和
英尼斯认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偏倚取向，一种是空间偏倚性媒介，典型代表是电子技术；另一种是时间偏倚性媒介，典型代表是手稿和讲演。
随着技术的更新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媒介的空间偏移性会越来越强，传播时间缩短，传播范围扩大，表面上我们的确得到了便利，然而英尼斯在技术的洪流浪潮中产生了忧虑与反思，他认为受众会对技术越来越依赖，最终成为技术的附庸，只关注空间媒介传播，而忽略了连续、永恒和仪式化的文化意义。
因此，英尼斯致力于呼唤口语传播的回归，与此相类似的是，詹姆斯·凯瑞同样提倡要减少技术对受众的裹挟与控制，找到时间偏倚与空间偏倚的调和与平衡，关注如何将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内容融入到传播过程之中。
（二）技术与文化的中间场域
德布雷的媒介观则多关注于时间向度，他认为“传播”和“传递”是有区别的，传播是在同一个时空之中的信息传输，只要有技术就可以实现，但是传递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发生的，需要长时段的连续与积累，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这种传递更倾向于是一种“传承”。
而传承如何实现则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联系。”（德布雷，2014）也就是说要找到技术与文化的中间层面的互动关系，利用技术这种不断更新、富有进步主义的新媒介来讲述和延续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意义的文化。
德布雷预见到了传承的危机，“共享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德布雷，2014）也就是说，空间的距离在缩短，信息的触及越来越方便，地球村看似把每个人都连接在了一起，但是却没能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