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伟业叙事诗的写作进路
吴伟业二十三岁“始习‘声韵之学’”而诗歌却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的叙事诗，成就极高，是自《诗经》开启的叙事诗源头之后，继汉魏乐府诗、杜诗与中唐新乐府运动之后的第三大高峰[3]。在中国传统叙事诗的大环境中，吴伟业对前人的叙事作品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而在清初诗坛的大背景下，吴伟业的叙事诗作与同时代的叙事作品相比，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叙事典型性。
中国古代叙事诗在经历了宋元明三代的沉寂之后，在明王朝大厦将倾，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际，中国古代叙事诗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正如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人们更多地将诗歌的视野转向周围的环境，人生的命运，越来越多的诗人用诗歌记录史实，抒发慨叹。而混乱的时代背景，让诗歌代替了官修史书成为了记录史实的主要工具。“诗史”的功能被再次强调，而异族统治给人们带来的屈辱感，又让叙事史得到的“诗史”性多了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钱谦益提出了“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的看法，黄宗羲认为诗可以“补史之阙”，而吴伟业也在《且朴斋诗稿序》中表明了“诗与史通”的观点，强调诗歌创作与社会政治的密切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理论的指导下，当时的文坛上出现大量“诗史”大家，例如钱谦益、顾炎武、黄道周等人。其中以钱谦益的名声最大，可钱谦益的叙事诗创作以杜为师，但并未能超出杜甫的范畴，且他的叙事诗多采用近体诗的样式，篇幅的限制是其在对重点历史事件的描述难以突破“点”的范围，对于所叙述事件情节的渲染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所欠缺。
而吴伟业的叙事诗作更具叙事典型性。
首先在于吴伟业一改其他诗人对历史事件横截面的勾画与描摹，不惜篇幅的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进行有头有尾的情节叙事。例如他的《永和宫词》便用了七百多字的篇幅对田贵妃由被宠而贵、倚势而骄到病损憔悴、黯然谢世的一生进行详尽的叙述。
其次，吴伟业的叙事诗作遵循“以人系事”创作原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情节的安排，往往以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人物贯穿其中。“如《临江参军》之为杨廷麟参卢象升军事也，《永和宫词》之为田贵妃薨逝也，《洛阳行》之为福王被难也……”如此重视叙事诗中的人物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史上实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