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多年，国外学者对不平等及其起因和影响的讨论非常充分。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大量的文献研究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而对消费的不平等却鲜有涉及。David Cutler and Lawrence Katz (1992) and David Johnson and Timothy Smeeding (1998)较早地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认为从微观家庭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平等在工资、收入、消费等不同方面体现出不同的趋势，相比收入差异而言，消费差异更能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进而更能体现出福利的不平等，更具有政策指向性[1][2]。例如，消费能够反映长期的资源配置，一个家庭由积累和信贷所带来的福利不平等只能通过消费来体现而非收入。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消费不平等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研究方向主要为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关系，消费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对消费差异的解释。
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刺激消费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报，占全国总人口45.23%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却只占全国消费总支出的26.17%，仅占GDP总量的8.15%，这一组数据虽然优于2013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之低也是多年来学界广泛探讨的谜题。西方经济学中，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选择只能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实现。进一步观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除收入之外，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政府释放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抓手，同时，覆盖全国范围的农村医疗保险改革也是与农村居民消费相关度极高的新元素，除此之外，我们拟考察农村老人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考察2005-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解讨论，丰富国内对于消费不平等的研究，并为政府制定缩小农村消费差异提供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鉴于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从消费差距的大小，到变动趋势，到影响因素考察等等，都有详尽的成果。
国外学者对于消费差异变化趋势的研究有着较为不同的结论，Krueger and Perri (2006) 研究发现，尽管美国1980-2000年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变化很大，消费差异却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3]。有些研究表明近些年消费差异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Cutler and Katz 1991; Krueger and Perri 2006; Heathcote, Perri, and Violante 2010; Fisher, Johnson, and Smeeding 2013, Meyer and Sullivan 2013）[4][5][6][7]，而其他研究则并未发现消费差异出现明显的变化（Aguiar and Bils 2011; Attanasio, Hurst, and Pistaferri 2012）[8][9]。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消费差异的扩大远远超出预先所认为的。Orazio Attanasio (2014)应用改进的PSID方法分析了美国1967-2011年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消费差异变化稳定，之后的十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后又随着金融危机不断下滑[10]。Richard Blundell and Luigi Pistaferri (2008)在对比消费差异变化与收入差异变化的基础之上考察了局部保险（Partial Insurance）对消费差异的影响，发现消费不平等的变化主要归因于收入冲击的持久性，税收、转移支付、劳动力供给则主要决定了一个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11]。
即使是对我国农村消费差距的研究，也已经获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成果。
Cai Hongbing, Chen Yuyu and Zhou Li-an较早地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考察了1992-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变化趋势，发现在之一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异上升，福利恶化。进一步地从教育、年龄、工作、地理区位和国有企业改制、城镇化、国际化等组成因素去分析造成趋势变化的原因[12]。谢邦昌和么海亮（2013）基于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收入进行了不平等指数测度，发现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13]。曲兆鹏等（2008）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消费不平等要低于收入不平等[14]。
对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不变时，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力量。从现实来讲，收入水平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升级也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也考察了其他影响因素，肖忠意等（2015）认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地区差异[15]；陈东和刘金东（2013）考察了农村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16]；谭江蓉，杨云彦（2012）对人口流动、老龄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探究[17]；耿晔强（2012）则进行了消费环境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18]。
但遗憾的是，我国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农村消费差异因素分解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我国经济不平等与福利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基于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之后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
Shorrocks首先提出了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框架来分解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差异的贡献[19]。Wan, Guanghua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框架一般化使其适用于所有的不平等指标[20][21]。
Shapley值分解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对某一个解释变量Xi取均值，然后将Xi的均值和其他变量的实际值带入回归方程，此时得到的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性的变化即为Xi对被解释变量差异性的贡献。如果这种变化为负，则Xi对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性有一个正的贡献，即其增加了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性。
从理论上说，Xi对被解释变量差异性的贡献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Xi的偏回归系数，这个系数越大，该解释变量的贡献越大；二是Xi的集中度指数，即被解释变量的分布与Xi的分布之间的相关度。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城镇化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即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偏回归系数为正，而通常情况下城镇化率更高的地区很可能是农村居民消费也比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说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分布情况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区域差异的贡献为正，其拉大了区域间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
在实际计算时需要考虑不同变量的各种可能组合情况，具体过程比较繁琐，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开发了针对Shapley值分解的Java程序[ 感谢万广华教授提供了此程序（WIDERdecom2004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