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多次声明他既没有什么哲学，也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悲观主义哲学家。在写给阿尔弗莱德·诺伊斯以回应其在公开演讲中批评他的悲观主义的信中说：
对于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我的清醒的观点——如果说至今我尚有一个明确的观点的话——这在很多地方我都说明过，也是很多普通思想家的观点，即所谓原因既不道德，也非不道德，而是无关道德：我称它“既不可爱也不可恶，善或恶都不了解它”。这就是你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纯粹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绰号 a mere nickname with no sense in it），我看不到这种哲学能“在逻辑上导向这样的结论，即宇宙中的力量是邪恶的” (Florence Hardy, 1930: 216-17)。
哈代称自己的思想“确实只是一系列暂时的印象，从未试图将其调整”，“未经调整的印象有其自身的价值，通往真正生活哲学的道路似乎在于谦卑地记录多样的诸如偶然与变化带给我们的生活现象”（Hardy,1976：84)；他的诗歌中被断言并谴责为“悲观主义”、“险恶的新奇东西”只是对现实探索中的“诘问”而已，是身心改善的第一步，并非新奇而是古老的、贯穿福音书和希腊戏剧的话题。“如果有什么看似奇怪的、对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东西的怪异、不敬的构想，我很抱歉，但没有办法”（Hardy,1976: 557-9）。
尽管哈代最终并未形成经院式的哲学体系，但不能说他没有哲学思考或思想，他“坚持自己应该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家”（Hynes,1961: 35)。他的思想就是对普遍的人类存在的悲剧意识和诗性反应，这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永恒的悲剧意义。
“悲剧”在不同时代被给予不同的定义，但它揭示的总是生存本质的悲剧性和人类精神之伟大。除了戏剧，诗歌和小说也是展示悲剧的艺术形式，表现强大的力量，即命运、人的缺陷、错误、选择甚至美德或环境等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造成的人不可逃避的厄运：苦难、失败或死亡，赞美面对厄运的勇气和尊严。哈代说：“最好的悲剧——简单地说最高的悲剧——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高尚的人的悲剧”（转引自聂珍钊、刘富丽,2014:255）。所谓“必然性”就是人不得不面对的冲突性力量，如古希腊悲剧中的神人冲突、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性格缺陷”、易卜生戏剧中的社会问题等。所谓“高尚的人”，或“好人”、“重要/伟大的人”，在君主制时代，是社会地位高的统治者，如希腊悲剧和莎剧中的帝王将相，在民主、平等观念下，可以是普通人，甚至奴隶。最重要的是悲剧英雄或人物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诚实、正直、勇敢。但这种性格在种种强大的敌对或邪恶力量面前往往成了致命的悲剧性缺陷，使人物无力、无助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毁灭。然而，这些人物却有勇敢接受打击、失败、痛苦和死亡的高贵精神，所以他们的死具有悲壮的崇高意义，从而实现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的悲剧的核心目的---引起怜悯和恐惧，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或宣泄。
如果说哈代的小说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和人本身揭示人物悲剧的原因，他的诗歌则更具普适性,从更广泛意义上演示人类生活的悲剧，在普遍、永恒、无法调和的冲突中追溯、阐释人类苦难的渊源。诗人对科学知识和真理的探索和了解、对强大的非理性力量的质疑、蔑视、反抗和嘲讽及对苦难中的人类尊严的同情性诗性认知，使人类的不幸上升到了崇高的悲剧意义并超越了悲剧，远远高于“悲观主义”这一消极、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