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重构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十七年小说落后妇女形象研究
【摘要】关于十七年小说中的落后妇女形象，本文引入政治文化视角进行考察，从叙述形态、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老年妇女形象及作为新型主体的妇女形象的比较、革命政治文化介入的方式和手段三个方面来细致分析，发现革命政治文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利用，从而对落后妇女形象进行规训和重构，以实现自身的叙事目的。
【关键词】落后妇女形象；政治文化；规训；重构
【abstract】About behind women images of seventeen years novels，this paper introduce political culture Angle narrative form, with the new subject of images of women comparisons,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culture intervention in the way and the method three aspects to detailed analysis, found r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folk culture, thus the backward women use images of discipline and reconstruction, to realize own narrative purpose。
【keyword】behind women images；political culture；reform
落后妇女形象，本文主要是指向“当下”题材的“十七年”小说中的非正面女性人物形象，不包括反革命女性形象。她们站在革命的行列中，真心拥护革命，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与革命所需要塑造的新型主体形象有较大的距离。她们又是守旧的，深受传统文化的侵袭和影响，在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氛围中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在革命政治文化和传统民间文化的对立与碰撞中，无力也无法自持，只能随波逐流，在革命叙述者的笔下承受着被塑造与被扭曲的形象。
1.落后妇女形象的叙述形态
1.1身体层面
从审美的角度讲，落后妇女形象虽然不像反面人物丑陋不堪，但也不符合革命政治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审美原则。《金宝娘》中，叙述者这样观察，“这时我才看清她并不是个年青媳妇，看样子有三十大几快四十了。惨白的脸上有很多皱纹，眼圈发黑。剪发头，宽裤腿，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引起我一种厌恶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女人。”此时的金宝娘是一个暗娼，既遭到传统民间文化的鄙弃，也是革命政治文化严加取缔的。因此，她给叙述者“一种厌恶的感觉”。从改造好的金宝娘身上，可以发现革命政治文化的审美原则。“只见金宝娘红光满面，穿着很朴素的一身蓝衣服”，“红光”说明了金宝娘生活的改善和幸福，“朴素”代表了她的精神生活的改变和向上。《新结识的伙伴》中塑造了两个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革命新人”形象，“吴淑兰，一个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穿一件合体的阴丹士林小衫，黑市布裤子，嘴角挂着宁静而好奇的笑容”，张腊月是“中等身材，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翘起的上唇；眉里眼里露出的神气，表明她是个泼辣、大胆和赤诚的女人”，这是一对热爱劳动、打扮得体、精明能干的社会主义新型女性形象，与落后妇女形象有着天壤之别。
1.2婚姻爱情观层面
在婚姻爱情观上，落后妇女一般都坚持传统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民间观念，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而不自省，继续把自己的痛苦强加在下一辈身上，一辈又一辈的循环下去。
《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本来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丈夫却不是懂得爱情的男人。当孤单的新媳妇和村里的年轻人们“嘻嘻哈哈，十分哄伙”的时候，一场打骂改变了新媳妇。三仙姑设起了香案，青年们都去她那里看“圣像”，一直到文本中的现时状态，“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小伙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很明显，三仙姑被塑造成不守妇道的风流女人。但现时的“团结一伙小伙子”只是一个假象，青年们真正跟她接近为的是小芹。母亲横加干涉爱情婚姻却是革命政治文化所不能允许的。
三仙姑看清“真相”后，与小芹争风吃醋，横加干涉女儿婚姻，此处更多是一种女人的嫉妒，三仙姑在民间文化中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亲子之爱的淡化，体现的是三仙姑为人母的不端。两种文化在此合谋，确定了三仙姑的落后本质。
《登记》中小飞蛾的“罗汉钱”的故事更能说明一切。小飞蛾婚前曾和本村的保安相爱,互寄罗汉钱作为爱情的信物,然而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看来,真诚的相爱却是“放荡”和“招风”，不合乎传统民间伦理。只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正当的合乎民间伦理的，他们的相爱并不能登上婚姻的殿堂而在半路上被阻挡，只能是劳燕分飞。婚后，当张木匠发现爱情信物后，怒火中烧，在母亲的好办法“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的教导下，狠狠打了小飞蛾一顿，以至于小飞蛾被打得“看见张木匠就好象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叙述者看来，此种婚姻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应当受到批判。张木匠妈懂得打人的道理，则源于自己的经验，她“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家具打过来的”；小飞蛾也在变成从前侮辱和损害她的那些人的角色了。一代代青年男女难以冲破世俗道德构建的藩篱，就像陷入了沼泽，愈挣扎愈沉入，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小飞蛾与三仙姑相比，虽然同是旧的婚姻制度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二者也有不同。一，小飞蛾更加符合传统的民间伦理的要求，在饱经丈夫的一顿毒打之后，“和保安也早没有了联系”，这是民间伦理对妇女的一种规训，与三仙姑的消极的沉入世俗不同，小飞蛾作为新社会的一员，已对旧的制度提出质疑，“难道这挨打也得一辈传一辈吗？”二，与三仙姑的替女择婿是出于女人的嫉妒相比，小飞蛾身上拥有一种更多的母性，为艾艾择婿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是一种落后的封建行为，在民间伦理看来则是为人父母的本分，是母爱的真实体现。革命伦理介入乡村婚姻秩序之后，事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两个以后一定很和气”。##end##
1.3婆媳观念层面
“十七年”小说文本中，落后妇女形象多是老年女性形象，她们的落后也多表现在和儿媳妇的关系中。
《孟祥英翻身》是以“现实故事”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的，比小说显得更加“真实”，也更有说服力和批判力度。她们生活在革命政治环境中，但离区公所远，风俗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的时候挨打受骂，已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就是鲁迅说的“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为增加孟祥英的苦难呈现，一方面对孟祥英婆婆做出更加粗鄙化的叙述，她除了守旧外，还有个“好嘴”的毛病，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对孟祥英的革命工作强加干涉。婆婆眼中，孟祥英“越来越不象个媳妇样子了，”开始阴谋卖掉孟祥英，后来只好分家。孟祥英婆婆无疑是一个死抱老理的人，由于认识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走到革命的对立面。
《传家宝》中，李成娘真心拥护革命，则是因为革命为她带来的实际好处，“高兴得面朝西给毛主席磕过好几个头”。她的三件宝贝（纺车、针线筐、黑箱子）也代表了传统民间文化对乡村妇女的评价标准。在婆媳关系上，李成娘也具有传统婆婆的特质，媳妇金桂的举动都不顺眼，“不象个女人”。但她不顺眼的举动，都被金桂用事实驳斥。作为革命代言人的女婿说话，“革命就是叫咱们不吃糠”，让岳母“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革命进一步深入乡村生活，以革命伦理来规训乡民，并最终引起乡村社会的裂变。落后农民或者被改造，或者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建构起来的是具有革命特质的新人形象。对于李成娘，在指向传统老农民时，革命政治文化和传统民间文化是分离的，她的优良品质得到肯定；在指向婆媳关系时，革命政治文化却和传统民间文化和谋，她就以跟不上革命潮流的落后形象出现。
1.4日常生活层面
在对落后人物形象叙述时，叙述者经常选择日常生活中泼妇吵架场景作为批判的载体。赖大嫂和立柱母子吵架一节十分形象的把赖大嫂的泼辣不讲理、虚张声势的性格表达出来。当赖大嫂最后因为害怕而撤退时，事起之因的小白猪“仿佛知道给主人闯下大祸，卷起小尾巴，惊惊慌慌地窜回去了。”明显是一种批判性的隐喻，所谓猪如其人，赖大嫂在本质上就被定性了。
赖大嫂被塑造成一个落后的妇女形象，前两次养猪才以失败而告终。在叙述者笔下，赖大嫂养猪害怕收入归公而没有好好养，最终什么没有得到；立柱妈大公无私，却得到更多的好处。革命政治文化是全知全能的角色，通过实际成果的展现来使落后分子完成自我改造，而落后分子在改造后也分明真正找到新的自我。
2.妇女形象在十七年小说中的变异
从一类人物的整体性上说，既然中国妇女深受传统民间文化的侵袭，集体记忆之深，要一日改变其命运是很难办到的，她们身上的藏污纳垢也难以一日祛除。当把考察的视角伸向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时，会发现其中妇女形象多是深明大义的、积极支持革命的。为什么这些人物到了解放区或新中国的“当下”题材的小说中，会变得落后于革命潮流呢？而在十七年小说中，落后妇女形象基本上都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与先进妇女形象又有什么区别？
《苦菜花》中的母亲“在党的指引下，她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历经无数次斗争的考验，她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本能的到自觉的，终于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以她母亲特有的慈爱胸怀和他那穷苦人的阶级意志，贡献出所有的力量顽强地为革命事业辛勤工作。” 在叙述者眼中，母亲几乎没有丝毫缺点，真诚热烈地关心子女和革命事业。如果说“母亲”已经成为革命者而说服力不足的话，《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老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她和杨晓冬阔别相逢、年关公园相会、监狱寄深情、楼台殉大义中，把一位深明革命大义的老太太的舐犊情深表现出来，从她对银环的态度可以看出婆媳关系不会太坏。这两篇小说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作为革命力量基石的底层人民的优良品质是叙述的重点。
《苦菜花》是从1938年开始叙述，“母亲”时年39岁，《孟祥英翻身》写于1945年，《传家宝》写于1949年，《登记》的文本叙述时间是1950年，于此可以推断“母亲”到后三篇中正好是中老年妇女该做婆婆的时候，她会对儿媳妇怎么样呢？从文本中可以发现“母亲”对未过门的儿媳妇杏莉也是关心倍加，加上杏莉的明理识体，婆媳关系应该比较和谐。
革命政治文化在这种断裂中起了很大作用。一，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者和底层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革命政治文化必然要求从底层人民那里寻求力量支持和历史的合法性，借以实现对历史的合法化叙述。二，由于“革命”不断前进，其内涵和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革命”到了解放后却可能变成落后。三，“当下”题材的小说创作，必然要歌颂“革命”，也必然要确立符合现时原则的“革命新人”。“继续革命”的理论必然使从前的革命者及革命人民变成落后的载体以作为其革命的靶子。
从革命政治文化所建构的“革命新人”即先进妇女形象与落后妇女形象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叙述者所追求的价值尺度及意义。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任何大规模的革命都有塑造新人的奢望。建立信任比建立新社会的意义更多和更激进。”“新人的出现是新的精神的诞生。”(1)十七年小说叙述中，“新型主体”身上就承载着落后形象所匮乏的“新的精神”。
《山那边人家》以“我们”的眼睛去观察一个乡村的新型婚姻礼仪，从而发现新社会青年人革命觉悟。新郎在婚礼上跑出去“趁空看看社里的红薯种”，新娘子的一番新婚演讲也透漏出青年人的优良品质， “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作为革命政治文化代言人的“我们”看来，这是新社会新气象，是对传统婚姻礼仪的批判和超越。
由此，性格并不是决定人物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准，其评价尺度在于是否有一种对革命的极端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热烈向往。另一方面，革命政治文化建构两种人物形象的叙述目的在于说明自己本身的优越性，以及自己对妇女地位的解放和提升。
3.革命政治文化介入妇女形象塑造的方式或手段
3.1革命政治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和谋与互用
革命政治文化在叙述落后妇女形象时，通常借用民间的传统伦理规范，显现出叙述的道德化倾向。这样可以增强对落后妇女形象的批判声势，也增强对读者的说服力。因为，广大读者也深受几千年传统民间文化的侵蚀和影响，在接受时肯定带有民间的价值判断。不过，道德化倾向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落后妇女形象的批判力度。
叙述者作为革命政治文化的代言人或者直接在文本中出场或者隐含的体现在文本中，在语言上都表现了革命价值判断。在有关落后妇女形象的小说中，大多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出于全知全能的角色，人物命运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革命政治文化则是他的魔力棒，落后的妇女形象就在它的指引下演绎着他所需要的形态和意义。三仙姑“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仍要绣花，裤腿仍要镶边，顶门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运用反讽的修辞方法丑化三仙姑。外号也是叙述者经常运用的一大法宝。“小腿疼”、“能不够”、“常有理”都十分形象地表现出叙述目的。典故也是经常运用的，通过当事人对典故的忌讳来证明典故的可笑，借此达到对当事人的批判。《小二黑结婚》中“不宜栽种”和“米烂了”的典故极其形象的把二诸葛的迂腐与三仙姑的虚伪揭露出来。`
3.2革命政治文化对落后妇女形象的重构
十七年小说文本中，革命政治文化占主流地位，不仅要体现出革命政治文化的批判功能，还要体现出它对落后妇女形象的改造和重构功能。革命政策直接对落后妇女形象进行整体改造。金宝娘“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后，干部们可多管教了，定成个女二流子，戴纸帽游过街，坐过紧闭，可前晌出来，后晌又接下客了”，显示出旧社会对妇女毒害之深以至于改造难度之大。革命政治最终把金宝娘改造成一个即符合革命伦理又符合乡村伦理的新型妇女，“闹土改你家翻了深，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全体农民的力量”。以革命的现实或未来的优越性诱导落后妇女形象实现自我改造。《灯芯绒》中，革命新人冬花这样规劝落后婆婆，“大婶，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能穿，不说好歹，干干净净不露肉就对了，等咱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再好穿好戴也不迟”，依据指向未来的美好意义，而强力剥夺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
由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从作者的创作谈和评论者的批评文章中，也可看出政治文化对落后妇女形象的规训和重构。西戎在《宋老大进城》的后记中写到，“这十年间（1953-1963，笔者注），广大农村，经历了严峻的斗争，完成了从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革命过渡。随着所有制的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风尚也发生新的变化”，“在我的作品中所写的那些人和事，大都是农民改变旧思想、旧习惯、由旧到新的转变的斗争过程”（2），经济所有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政治意识的变化，从而影响到落后妇女形象的塑造。《文艺报》1959年第7期上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就《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两个人物形象展开讨论，所有文章大都是从小说的“真实性”上来讨论的，批评语言是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这种由主流意识形态掌控的文学杂志展开的讨论，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落后妇女形象的塑造。
由此，革命政治文化在十七年小说的妇女形象的塑造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在小说文本叙述中处于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就像上帝掌控着其治下的羔羊。革命政治文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为寻求历史的合法性和指向未来的进步意义，从而去建构革命的“新型主体”，落后妇女形象就是为“新型主体”而树立的一个参照。于是，落后妇女形象就是一个被询唤的群体，是一群没有声音的载体，“她们”身上承受着革命政治文化的某种愿望，是作为革命的他者而存在的，最终只能成为一系列符号化、模式化、脸谱化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P234
（2）西戎.灯心绒.宋老大进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p376
(3)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文艺报，1959年第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