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与汤显祖都先后进入官场又自发离开了官场，相似的仕隐经历使得他们将自己未能完成的社会期望寄寓在文学创作中。赵五娘与杜丽娘，一个是农家贤妻，一个是有情少女。从孝妇到情女的角色变化，透露出了高则诚与汤显祖对情理关系的不同偏向。他们期冀于观者能受到作品感化，实现有补于道的人生愿望。
（一）贤妻孝妇赵五娘
有贞有烈的赵五娘是一位完美的贤妻孝妇，高则诚塑造了一位功德碑上的女圣人。如果说蔡伯喈的悲剧是他在忠孝之间的选择造成的，那赵五娘的悲剧却是无可选择。她的转变是命运与社会的要求，让观者在钦佩中为之流泪。五娘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新婚时，尚且“持杯自觉娇羞”。等到埋亲寻夫时的五娘已是“裙布钗荆今已竭”。丈夫被迫离家，“我的埋冤怎尽言？我的一身难上难”。生活的磨难，凸显出五娘的孝与贤。她不怨恨丈夫的失信，念念不忘“虽然是忘了奴，也须索念父母”。荒灾时节，她担饥事舅姑，立誓“媳妇便是亲儿女，劳役本分应当”。舅姑抱怨饮食不好，感怀“亲的到底是亲”。她“便埋怨杀了，也不敢分说”。蔡父临终悔恨自己耽误了五娘终身，五娘却坚定“一鞍一马，誓无他志”。为使二老死有所葬，她十指造坟，最终“天教小神相济”。
“贤妻”“孝妇”的五娘作为道德楷模而饱受赞赏。赵五娘之所以被塑造为贤妻孝妇，是因为高则诚有意为女性树立一个妻子的楷模，借此来鼓励潜在的效仿者。高则诚对五娘形象的塑造源自于他的理学观。由于现实的需要，男性离开家庭走入社会，客观上使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传统家庭模式崩溃。承担男性家庭责任的替代者也就变得越发重要。因此，替夫行孝的妻子成为高则诚褒扬的对象，为了维护家庭完整，独自在家的妻子必须要孝顺且忠贞。“溪水彼可竭，妾身不改节”就成了对妻子忠贞的号召。他自己就“诏有司具乌头双表之制旌表其门”来表彰治下孝妇。事实上《琵琶记》里有贞有义的赵五娘，也确实成为了民间女性的教育范本。
（二）至情至性杜丽娘
高则诚基于现实需要，塑造了一位理想妻子；汤显祖则超越现实，创造了一个至情女儿。真欲萌动，让杜丽娘慕色而亡；真情涌现，又让她死而复生。才子佳人私定终生的爱情故事在文人笔下屡见不鲜，柳杜故事却展示了两性欲望的真相。
杜丽娘才美兼具，柳梦梅亦是满腹才华，但两人的结合仅立足于两性的本能吸引。美貌的小姐与年少的书生，他们的相遇相知没有诗书为媒，只有花园的云雨与书房的幽会。两美相逢，才生发出后续故事。柳梦梅日夜赏玩其画像，“不是观音，又不是嫦娥，人间那得有此？成惊愕，似曾相识，向俺心头摸”。面对画像，柳梦梅直叹“小姐，小姐，则被你有影无形看杀我”。丽娘幽魂当前，他更是惊叹“何处一娇娃”。杜丽娘称呼柳梦梅是“秀才”“书生”，但醒来难忘的不过是“年可弱冠，丰姿俊妍”。《幽媾》一出中，一人一鬼相遇，既不通问姓名来历，也不沟通彼此性情，只争一晌贪欢。
《关雎》引动春心，《惊梦》撩动春情。杜丽娘至情的一面彻底暴露在“则为我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6]2097的渴求中。满园春色刺激了她被压抑的欲望。花园春梦，小生初登场，她的“惊起”还是寻常闺阁态度。等到小生调笑“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她是欲言又止仍在娇羞。书生直言“小姐，咱爱杀你哩”，杜丽娘笑颜如花。待书生牵引，杜丽娘“低问”“羞”“推”等动作已将其心神中的动摇暴露无遗。书生强抱，两人离场，再上场已是携手共登台。后天的教化抵不过自然人欲的澎湃，杜丽娘自言自己是“情栽了穷髓针难入”。“心上医怎逢”的苦恼，让她一梦而亡。汤显祖有意塑造一个有情女子，她的情性让花神为其护法，判官为其开路。明人潘之恒评价其为“自《牡丹亭》传奇出，而无情者隔世可通。此一实也，义仍开之，而天下始有以无情死者矣”的效果。至情至性的杜丽娘，让世人对情性的力量与价值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