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对情理的考量，从明初到明晚期经过了很大变化，但始终没有跳出这个范围。《琵琶记》调和忠贞，《牡丹亭》追慕至情。在人欲与伦理的分叉口，汤显祖与高则诚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却都无法给出一份肯定的答卷，明人在现实中处处受限。
（一）《琵琶记》：孝与忠的矛盾
从《赵贞女蔡二郎》到《琵琶记》的演变，高则诚将传统的善恶故事深化为对社会伦理的探讨。《琵琶记》旨在教孝，故事靠忠孝内在的矛盾发展。
故事最初，这对新婚夫妻的愿望是“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父母共夫妻相劝酬”。蔡伯喈渴慕功名，但“功名争似孝名高”，“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却落后了戏彩斑衣”。蔡伯喈想要在家尽孝，但蔡公的期盼是他能光前耀后、改换门楣，甚至放言“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至此，蔡伯喈不得不赴京赶考，故事走向悲剧。
蔡公提出“身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他认可的是孝即忠孝两全。儒家也设定了一种理想的忠孝关系：“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但韩非却直言：“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忠孝难两全成了士人的共鸣。
大一统的环境要求士人“移孝作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风气的出现，表面上化解了忠孝冲突，实质上却越发缩小了士人在忠孝伦理间的抉择空间，让他们在忠孝关系的处理上越发举步维艰。为君父尽忠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项。但孝的缺失，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属，就必然地成为了这一空白的填补者。高则诚试图调和忠孝关系，就在《琵琶记》中运用了这一点。蔡伯喈进入官场，赵五娘则代替他践行了男性所应完成的孝道义务——养老送终。
高则诚本意是想通过赵五娘替夫行孝来塑造蔡伯喈的全忠全孝，但赵五娘却比蔡伯喈取得了更广泛的价值影响，五娘亲行孝使剧作达到了“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8]33的艺术成就。高则诚的苦心没有得到观者的接受。有孝心而无孝行的蔡伯喈，难以动人。论忠，他做官是“枉干碌碌头又白”；论孝，“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多想臣亲，必做沟渠之鬼，未可知。怎不教臣，悲伤泪垂?”。蔡伯喈明悉双亲境遇困难，但除却一封家书后，竟无任何的行为。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屡屡失信，反衬出赵五娘的有贞有烈。五娘殷勤侍奉舅姑，自食糟糠，她的孝行不仅感动邻居张大公，更让天神都为之动容。
蔡家满门旌表，一夫双美，孝义名传天下知。观照蔡伯喈与赵五娘两位主人公的内心，却是“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只愁瘦容难作肥”的遗憾。旌表的荣耀既无法消除蔡伯喈痛失双亲的悲伤，也难以补偿五娘生平的苦难。高则诚希望观者见到的是妻贤子孝，但受众却始终难忘琵琶哀声。忠孝伦理的价值遭到质疑，忠孝并行的戏剧设计彻底失败。
（二）《牡丹亭》：欲与理的矛盾
杜丽娘与柳梦梅两人因色结缘，因欲生情。他们打破了传统名教的约束，将“自古嫦娥爱少年”表现得淋漓尽致。汤显祖在剧中指出男婚女嫁是不可抑制的人性欲望，杜丽娘在天性欲望的鼓动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花园春梦到反复寻梦，甚至因梦成病，最后游魂在书房主动求欢。她的这些行为是欲望的自然涌动。由于杜丽娘故事情感的真实，才让不同时代的观者原宥其行为的大胆。这正是情的动人所在。汤显祖唤醒了杜丽娘的欲望，杜丽娘在为情死生一回后，至情依然找不到人间的基地。欲与理的矛盾也就越发激烈。
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热烈相随，是其人欲的昂扬。一个放言“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的杜丽娘，还魂回生后却说“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需实礼”。她要求“待成亲少个官媒，结盏的要高堂人在”。最终，还是要皇帝下旨“状元柳梦梅，除授翰林院学士；妻杜丽娘，封阳和县君”，他们的结合才真正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