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一切影像是历史的主流价值同非主流价值的相互抗争，并产生妥协、退让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归宿。历史书写着自身的诟弊与精彩的实然真相，在所有的精彩与一切的诟弊相互博弈中，历史的精彩总是以其正能潜力战胜一切滞阻社会发展进程的诟弊，并刻画着新生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社会现实影像。历史的发展总是遵循着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定在铁律，人类作为世界的主体也自觉地被历史规律所定律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变，当世界各国、各民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p51)智言如许，历史伟人以其超常的思维洞见了未来历史的走向，诠释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独特内涵。因此，文章以历史事件中的相关战略举措为视点，着眼于明朝屯军贵州时期，各民族之间生存发展方式、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状况等所折射出的军事战略“丝路”的合理性，这在某种层面上能够映射当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性，秉持上述思路，赤诚与诸位方家作浅层次的交流，并就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与各位学术前辈作一些前瞻性的探讨。
一、明朝屯军贵州的历史经纬
历史的经度与纬度纵横交叉形成了见证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有机坐标。历史的实然镜像能够折射出透视现实的曙光，在历史的发展逻辑中窥探其与现代社会链接的内在纽带，对于阐释或印证现实影像的内在合理性或正确性具有实然的功能。明王朝的每一个历史坐标体系就是见证明朝历史发展脉络的灯塔，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后历史”发展方向的“一元性”特点。
洪武四年（1371年）因收复川署，设立贵州卫，以与成都卫、武昌卫形成犄角之势的战略布置下，明廷就开设了重庆至播州、播州至贵州（今贵阳）和思州、播州通往沅、辰的驿道，以便三卫呼吸相通。此区域地处黔东、黔中、黔南，以贵州卫（贵阳）为中心，也就联通了滇黔古道与黔西北古道，形成从黔北、黔东、黔南与外界相连，汇集黔中，进而通往云南的纵横“四通”的格局。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南战争的精彩出演，正是在这一交通格局下展开的，征南大军从京师应天府出发，大兵云集湖广，而后由贵州分兵两路，一路由都督胡海洋等率偏师五万自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南下乌撒（今贵州威宁）。另一路为主力，由付友德等率领，经湖广之辰、沅进贵州，过偏桥（今施秉），据贵阳。而后置普定卫，招抚平定周边土酋，开通关索岭古道以接云南。至此完成了以普定为中心的征南前沿根据地的建立。此后的战争正是两路出击，南路大军经关索驿道，直捣云南东门喉襟之地的曲靖，而克昆明；北路大军经赫章古道攻下乌撒（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部皆望风降附，云南既克，贵州设置卫所的大剧便围绕这四条驿道（有的才是雏形，随之在明代得到了日趋完善和开拓）而展开。[[[] 杨昌儒，孙兆霞，金燕．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59-60.]](p59-60)明朝征南的这些军事路线，隐含着独特而又正确的的顶层战略思维，并为未来的历史正向运行播下了品质兼优的种子。
基于贵州不沿江、不沿边、却近海、近江、近边，处于大西南腹心的要害之地，且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优厚等特点，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贵州的“形势”与“地势”的二元统合，彰显了明朝建立贵州行省的重要性，先军事后政治，就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举措。诸如，第一，大兴屯田，令卫所官兵屯田自赡以足军粮，又令商人召民垦种以粮换盐，还“移民实边”，为贵州建省奠定经济基础。第二，安抚土司，将元朝所置300余处蛮夷长官司加以归并，设置、设立贵州、播州、思州、思南4宣慰司及9安抚司、94长官司，“以土官治土民”。因此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蔚司的改流便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第三，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元璋制定了“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的“安边”政策，大力推行儒学，辅以佛、道，目的在于“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使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做好了这些准备，贵州省的建立，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Ｊ].贵州民族研究，1997（３）.]]明朝的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贵州教育的向前发展，使“蛮、夷”为主的贵州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滞后面貌有了焕颜的机会，汉族文化的引入为贵州单一的文化主体注入了鲜活血液，尽管这些教育的举措可能只是培养了一部分精英阶层人物，但这些精英所折射出的文化涟漪却会影响更多的有识之人。而且，“亦兵亦农”的“军事”与“民事”相结合的政策，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边防政权奠定了人力和物力的基础。而“军屯”与“民屯”相统一客观上也是对贵州的大开发，这一开发改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原始性”的贵州文化元素注入了多元文化的魂魄，民族关系总体和谐的新格局必然在历史中得到展演，并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仿效。
二、“屯堡域”民族关系嬗变的应然分析
“空间是一个有形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无形的经济文化概念。一个民族的发展随时间的推移，其空间会发生变化，或不断扩大，或逐渐位移，或不断萎缩，在此过程中，不但表现为有形的地理空间的位移，而且还表现为经济文化的变迁。”[[[] 杨昌儒，孙兆霞，金燕．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103.]](p103)的确，衍生于洪武年间的“军屯” 、“民屯”、“商屯”的屯堡文化影像，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诞生，一种原质文化向新的文化领域的融入，这些新的文化空间的诞生或进入，一定程度上会为文化持存的主体之间搭建交往的平台。而这些新的文化空间的产生就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变迁或移位，“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元”重构，空间的填充隐含着附带文化的滋长，原有的主体文化被新的文化撞击，强势的文化一时间会占领一定空间中的“制高点”。诚然，因“军屯”、“民屯”、“商屯”而诞生的“屯堡”，在滋养着新生的“屯堡文化”之初，必然会与原先民族的文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博弈，在一定条件下强势文化必然胜出，这就导致了一种视觉影像，无论是主动撞击的文化还是被撞击的原有文化，他们都会向着一定的方向兑变，从而引起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嬗变。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6.]](p246)明朝屯军贵州之初，北方、南方的汉民族在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中，就有被“夷化”的现象，“夷多汉少”成为一定时期贵州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而随着明朝军队的大量进入，他们所施行的“改土归流”、“移民就宽乡”等举措，不但变革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改变了原生态的民族关系体系，“汉多夷少”的现象定然产生并长期存在。这种“随势而变”的民族关系格局诞生的方式，对于当时民族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后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建构问题也是深刻的理论启示。
历史是映射社会发展方向的参照主体，人类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总会遵循历史的滑轮规则地前行。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记载，仅贵州都司所辖十八卫二所就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通史简编[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８１.]](p81)这些庞大数量人口的进入，尤其是这些人口身上所附着的文化元素，诸如，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劳动工具、锻造技术等文化特质，让当地少数民族开阔了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少数民族以往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逻辑的统一。北方、江南而来的汉族在传播他们优秀文化的同时也被当地优秀的文化所传播着，诸如他们的建筑结构、服装等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符号就具有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之间互相地直接或间接交流所带来的文化“借用”的结果，而由文化的认同所延展的对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就是一种顺势逻辑。另外，北方数十万汉族的进入，就在客观上带来了“场”的巨大潜力，无论是文化交往的隐性的“场”，还是生活中所必须的物质互补性的物物交换或“物币”交换的商“场”，都为民族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诸如，《大明一统志》载：“蛮民习俗不一，巧佞便捷，专事商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中载：“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该市名，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其附郭者，旧有卯、申二场。弘治以来，今巡镇大臣以军民生理疏阔，增子、寅、午、戌四场，并前六场，人甚便之。”[[[]《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通史简编[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９５.]](p95)这些贸易之“场”为屯堡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平台，民族交往的历史必然性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一览无遗。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p133)显然，明朝“军屯”、“民屯”、“商屯”所衍生的各种各样的“场”，就是民族之间关系的“场”，这些交往的“场”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建构或重构提供了基点，古代社会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明显性以及城市依赖农村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必然性等特点，亦为“屯堡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问题提供客观的内在动力，这些动力促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着定然性，为民族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北方汉族的文化与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屏障，导致了“文化孤岛”现象的留存，正如杨庭硕教授所指出：“由于和周围土著居民文化迥异，汉族移民经济活动失去了广泛的社会依托，故而不能像汉族地区一样，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正常运行。一旦经济生活出现了障碍，都得仰仗内地的支撑，无法在当地通过社会调适来完成，以至于这些汉族移民虽然置身于贵州，但却不能与贵州广大各少数民族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一直没有把改变自己的传统耕作方式，使之调适于新环境的需要放到谋生的首位。只能紧缩到交通沿线和各卫所之中，造成了卫所内外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格局，卫所事实上是一个个孤立的文化岛，正常的经营活动要受到重重阻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杨庭硕．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相际经营原理[Ｍ].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82-83.]](p82-83)实然如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彼此隔绝，或者说存在认同的差异，必然为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带来难解的疙瘩，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为“后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建构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明朝屯军战略“丝路”的映射性探讨
“映射”是一种本体与本体的映射物之间的“原像”与“影像”的外在关系问题。在“映射”关系中能够发现另一个“他我”的存在，在另一个“他我”中能够找到自我的原型。在数学领域中，“映射”是指两个元素的集合之间元素相互“对应”的关系，如果在前一个集里的一个元素，在另一个集中能够找到与之相互对应的元素，那么这两个集之间就形成了映射关系。立足于本体与本体的影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把明朝屯军贵州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集”摆在当代社会的平面来考查，就会发现历史事件中的某些必然性的元素与现实社会的一些实然性“元素”具有某种内在的耦合，这种耦合就是一种对应关系，而这样的对应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映射。秉持映射的思路能够更清楚地发现主体之外的映像，甚而也利于证实某种战略或计划是否具有实施的可行性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