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功名牌坊类型及意义
[关键词] 科举;功名;牌坊
[摘 要] 对牌坊的研究,许多文章单一从建筑学的视角去探讨。实际上,不少地方的牌坊具有纪念科举举人、进士功名的作用。科举功名牌坊分为举人牌坊和进士牌坊两大类。举人牌坊分为普通举人牌坊与解元牌坊两类;进士牌坊分父子进士牌坊、兄弟进士牌坊及父子兄弟进士牌坊;状元牌坊是进士的最高牌坊,有状元楼、三元及第等种类。科举功名牌坊表达了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人生梦;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结果历史事实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鼓励民众勤奋学习,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和具有进士家族情感传承的意义。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又名牌楼,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榜”同“牓”,就是匾额。合在一起称“牌坊”,俗称牌楼,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end##
我国科举制度与牌坊的研究,已公开发表许多文章,但对专题论述科举功名牌坊文章为数甚少。笔者仅见有:王文霞、侯家民撰“东平父子状元和牌坊”、河边撰“漫谈科举碑、坊”、周维祥撰“北京孔庙里的进士碑”三篇文章。“东平父子状元和牌坊”记录了梁灏与梁固父子考中状元一事。梁灏(963~1004)字太素,北宋郓州须城(今东平州城)人,曾从学于王禹恬。留居京城,雍熙二年(985),考取状元,任大名府观察推官,时年23岁。梁固,字仲坚,梁灏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盛赞父子状元,建立功名坊。清康熙年间,当地太守奉旨在宋朝旧地重修石坊。牌坊石质结构,坐北朝南,呈中间高两边低单搪的牌楼形式,门额上书“父子状元”四个大字[①];“漫谈科举碑、坊”一文认为,记载科举制度的牌坊,从石刻的内容分析,主要有:崇孔加封碑、官府进士题名碑、科举功名碑、儒家石经和儒学碑等。与科举文化相关的牌坊,从内容而言,可分为标志坊、功德坊等,种类少于石碑;从歌功颂德的作用而言,和石碑往往有共通之处; 中国牌坊最多的地方是安徽徽州,科举功名牌有状元坊、三元坊等一系列科举功名坊,科举功名牌坊向人们宣传考试为官、发挥着鼓励民众考取功名,给家族带来功名荣耀的作用[②]。“北京孔庙里的进士碑”主要介绍了北京孔庙元、明、清三代“御制进士题名碑”的现状、科举制的演变以及四川内江重视教育、科举成绩斐然等问题[③]##end##
本文着重对科举功名牌坊的类型与意义作了探讨,希望拓展科举历史的研究领域。
一 科举功名牌坊类型
(一)举人牌坊 举人牌坊根据功名级别,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举人牌坊;二类系解元牌坊。
1、普通举人牌坊
普通举人牌坊,以福建泉州“凤山钟秀”坊为突出代表。该坊建于明代嘉靖三年(1524),系泉州府同知李缉等地方官为为明代举人洪敏专建。石坊与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文宗廷尉”坊(已废)比邻,横跨在同安通泉州的岳口古道上。此地为凤山东麓,凤山亦名九跃山,为县城孔庙之案山,又与金门凤山同名,故坊以“凤山钟秀”为名,含意深刻。该牌坊为重檐仿木结构,面阔三间,柱为本色圆形石柱,整座结构以石榫嵌合,牢固可靠,完好无缺。此牌坊也是厦门地区现存最早的石牌坊,目前,“凤山钟秀”坊已被列为县级保护文物。牌坊采用花岗岩条石构建,坐西朝东,四柱三门,牌坊面宽7.8米,高7米。主门宽3.4米,左右两小门宽1.38米。圆柱体直径0.41米,圆柱前后有石板加固。横额正背面分别雕刻楷书“凤山钟秀”与“太学横经”八字,意为表彰士子科举功名。洪敏为金门凤山西洪塘人,成化十九年(1483)考中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④]
我国南方各地均有为本地举人立牌坊的习俗。例如,海南琼山县各地为明代举人李都、夏钦、朱庠、刘筠、周鸣皋、周溥、周冕等举人修建了折桂坊、国宾坊、攀桂坊、文魁坊等30余座牌坊[⑤]。再如,江西抚州府的步云坊。位于城西隅,为杨必进立。杨必进,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宣德七年(1432)举人,官任浙江会稽教谕。一鹗横秋坊。位于城东隅,为刘灿立。刘灿,明江西抚州府临川人,成化十六年(1480)举人,官至四川绵州知州。科第坊。位于城隅,为陈豳立。陈豳,明江西抚州府临川人,弘治五年(1493)举人,官至河南彰德通判[⑥]。
2、解元牌坊
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 解元牌坊分为武科与文科两大类。
(1)武科解元牌坊
以江西省金溪县解元牌坊为代表。牌坊的门楼四柱三间,为上好青石砌成,石质坚硬,十分高大,门楣上有数行字迹。门楣上有“解元第”三个大字,右侧为“都督江南江西都院董卫国,巡抚江西都察院李士桢……”左侧是“康熙辛酉中式第一名举人吴国柱立”等字。金溪县志有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年乡试,中洲人吴国柱为武解元。”[⑦]
(2)文科解元牌坊
文科解元牌坊数量比武科多。例如,广州府新宁县城南正门曾有:父子解元坊,为清代康熙庚午科解元陈遇夫、甲午解元陈瀚修建。浙江温州平阳县城(昆阳)曾有一座“解元”牌坊,为陈讷而立陈讷,字尹言,温州府平阳县慕贤东乡江口(今苍南县龙港镇新渡村)人。大明洪武二十年(1387)丁卯科浙江乡试“解元”[⑧]。江西省金溪县解元坊,为解元黄种奏立。
江西临川县的解元坊。位于城西隅,为黎宪立。黎宪,明临川人,成化元年(1465)考中乡试第一名举人。
(二)进士牌坊
进士牌坊的修建,以血缘关系划分,分为血缘关系与非血缘关系两大类。
1、 血缘关系的进士牌坊
这类科举牌坊,常见的有:父子进士牌坊、兄弟进士牌坊及父子兄弟进士牌坊。
(1)父子进士牌坊
举两个牌坊为例。其一,福建漳州市诏安县父子进士坊。位于南诏镇县前街,建于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东西朝向,花岗石仿木结构。通高9.6米,宽9.6米,单檐歇山式加两坡,三间三层。上悬“恩荣”直写字匾(已失落),中镌“父子进士”坊匾,大额坊上镌“嘉靖丙辰科胡文万历丁丑科胡士鳌”、“万历十三年乙酉季冬吉旦立”。楷书、两面文字相同。石柱底层为抱鼓、石狮、雕饰为松鹤、莲瓣、花卉、云纹等图案。斗拱为一斗三升式,小额坊上为青石雕饰,为其立坊者:钦差提督巡抚福建地方都督院右副都御史沈人种,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甘来学,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张文耀,漳州知府杨际会,诏安县知县张大器等[⑨]。其二,广东“父子进士”牌坊,又称“丝纶世美”石牌坊,位于广东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学前街的大埔中学校门口,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父亲饶相,广东大埔县茶阳镇人,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中进士,授予中书舍人,外任于云贵。饶相的长子饶舆龄,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曾试政都察院,牌坊反面题写“丝纶世美”,故又称“丝纶世美”牌坊。旧称帝王诏令为“丝纶”。该牌坊为花岗岩质地,由石预制、石凿件叠架而成,高12.5米、宽4.65米,进深12.28米。牌坊共三层,顶层为庑殿顶,亭盖下雕刻“双龙腾云”匾,中间石匾双面阴刻“恩荣”两字;一、二层为歇山顶,四条正柱、八条副柱,中间石牌匾正反面分别阴刻 “父子进士”、“丝纶世美”,牌的两边及底层石梁有浮雕,雕刻有 “双龙戏珠”、“双龙衔花”、“双狮滚球”及人物、花鸟、动物等图案。整个牌坊结构严谨精致,造型美观大方,雕刻工艺精湛,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是明代石雕艺术、石料建筑的珍品。
(2)兄弟进士牌坊
例如,浙江建德县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李一元、万历二年(1573)进士李一中立的“兄弟进士坊”。另有“同胞兄弟进士坊”,为进士周学海、周学铭立。又,詹氏兄弟进士牌坊,在浙江松阳县城东下马街,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为成化丙戌科进士詹雨、弘治丙辰科进士詹宝兄弟立。青石雕刻,仿木结构,四柱三间石楼,歇山顶。坊高8.52米,面阔6.9米,额榜阴刻“兄弟进士”。牌坊结构宏伟、工艺精致,詹雨于公元1466年29岁时,以二甲三十六名的成绩中进士;詹宝于1496年51岁时,大器晚成考中进士。再,浙江余姚县兄弟进士牌坊,汪惇,字叔厚,号南泉,正德辛未(1511)进士;汪克章,字叔宪,号东泉,正德戊辰(1508)进士。余姚县汪巷村建有兄弟进士大牌宪,朝东北,为四柱石坊,高8米,宽6米,用花岗石建成。坊饰精美石雕,上方两面石匾各书“兄弟进士”、“父子甲科”,二层坊顶飞檐翘角,高大壮观。牌轩两侧各有“龙眼井”一口[⑩]。
由于古代血缘关系广泛,除兄弟进士坊外,还有“同胞兄弟进士坊”。例如,浙江建德县修了周学海、周学铭两进士的“同胞兄弟进士坊”。
(3)父子兄弟进士牌坊
从姓氏分析,这类进士应该存在血缘关系。例如,广东南海县丰冈堡有父子兄弟进士牌坊,史志记载为吴琏、吴允祯、吴允禄、吴允裕进士立[11]。
2、非血缘关系的进士牌坊
古代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之外,就是地域、同乡关系。因此,从某种角度分析,进士之间的非血缘关系,实际上即地域关系。其中代表有:江西抚州乐安县的“五桂坊”。该牌坊是为纪念北宋景佑元年(1034)流坑村董氏一门五人同中进士,时称“五桂齐芳”这一盛事所建。
五桂坊初建于永丰县治的报恩镇前。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乐安建县后,因流坑所处的云盖乡从吉州的永丰县划归抚州乐安县管辖,后流坑董氏为彰显家族荣耀,使其历代子弟能时常目睹五桂坊的风采,以激励奋发上进、登科入仕的心志,便在流坑村西、“状元楼”之前的棋盘街北侧道口处树建“五桂坊”。明崇祯九年(1636)冬,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览流坑村时,在《游记》中为“五桂坊”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12] 现五桂坊早已塌毁,但遗址尚存,据说为一木质结构的牌坊,雄伟气派,古典状观。“五桂齐芳”说的是董氏同年五进士,为董洙、董汀、董仪、董师道、董师德。
“乙丑进士”牌坊建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为表彰天启年间广东梁士济、李斯觉、罗亦儒、吴元翰、岑之豹、尹明翼、高魁等七位进士所建。该牌坊原立于广州四牌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广州市政府要拓宽该马路,欲将马路上的5座牌坊移到风景区。岭南大学领迁了这座"乙丑进士"牌坊。原立于格兰堂(今称"大钟楼")西侧,后倒塌。1999年学校在校园中区重立该牌坊[13]。
(三)状元牌坊
科举状元牌坊分为两种,第一种系纪念廷试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状元;第二种是为乡试、会试、廷试皆笫一而立的状元牌坊。
第一种以江西抚州乐安县“状元楼”为代表。此楼位于村西龙湖西岸的棋盘街旁,地处古代流坑村落的制高点,坐西朝东,为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重楼。1997年8月22日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董氏族谱记载,“状元楼”始建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为纪念南宋初年恩科状元董德元而建,历代有修茸,现存的状元楼是晚清重修之物,但其平面布局和基本构架仍一定程度保留了南宋旧制。正阁门楣悬挂有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题“状元楼”楷书大匾。阁柱上分挂有一木刻行书联:“南宫策士文章贵,北阙传胪姓字先。”其书遒劲有力,典雅端庄,虽经翻刻和漫长岁月风雨沧桑,风韵犹存。董德元(1096-1163),字体仁,为流坑董氏第八世,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恩榜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封庐陵开国子。时乐安尚未建县,流坑隶属吉州永丰县云盖乡。董德元是永丰建县(1054)后考中的第一位状元,也是乐安唯一的状元[14]。
第二种以浙江建德县梅城镇三元坊为代表。三元坊在建德县府前街,今文化舘稍南街上。该牌坊为明朝三元宰相商辂建。此坊建于成化十四年(1478),后因火灾被毀。道光年间(1821-1850),后裔重建。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严州淳安县人(生于建德梅城),明正统十年(1446)乙丑科状元,是为乡试、会试、廷试皆笫一,谓“连中三元”[15]。
三元及第坊位于广西桂林市靖江王城南面正阳(端礼)门上,为清代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为连中“三元”的陈继昌所立。“三元”是省级的“乡试”、全国的“会试”和 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均名列第一,分别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称号的缩略。陈继昌是临桂人,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把用巨石镌刻的牌坊置于王城正门之上, 是封建社会给科举成名者的至高荣誉[16]。
除实际考中三元及第状元的牌坊之外,还有非三元及第状元的牌坊。例如,安徽歙县三元及第牌坊。该县历史上没有乡试、会试、廷试皆考中笫一的人,却建有三元及第牌坊。该牌坊位于安徽歙县中学的校门口,矗立着一座科名坊牌坊,又称三元坊,这是一座三重飞檐的石牌坊。四柱三间五楼式,坊南面上额刻有“甲第”、下额正中刻“状元”、左右分刻“榜眼”、“探花”字样,其下则刻有县学历朝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名字。北面则刻有“会元”、“解元”、“传胪”名录,“三元牌坊”大约立于明成化四年(1468)[17]。
二 科举功名牌坊的意义
(一)科举功名牌坊表达了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人生梦
科举考试能让平民百姓入仕当官,实现人生梦想。科举功名牌坊的树立,号召民众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例如,浙江省绍兴陶堰村“秋官里”进士牌坊鼓励着陶氏后人实现考试为官的梦想。陶怿考中进士后,出任京官,这是当时陶氏最大的荣耀,也给后辈带来启迪、树立了榜样。从此陶堰陶氏子弟在科举中英才不断涌现,簪缨世代相传。在明朝一代,从成化元年到崇祯十二年(1639),陶堰村共出了举人32名,其中1人为解元,3人获经魁衔(即乡试前5名者)。“文魁”匾额挂满了村中的台门,对对旗杆树立在台门之前。更引人注目的是32名举人中,有14人通过会试相继成为进士。其中1人为榜眼,1人为探花,1人为会元。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会试时,陶堰同榜进士两名。据统计,从明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中,全国共出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244名,其中浙江占48名,而陶堰则占了全省名额的16%。这些人官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和国子监等职。
清代,陶堰学子继续称雄学坛。在276年中,共出举人79名,且2人以上同科考上举人的达17次之多。在这79名举人中,29人成为进士。乾隆十年(1745)礼部会试,全国取进士313名,陶堰村占两名;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全国取进士170名,陶堰村又有两人入选;光绪二年(1876),全国取进士170名,陶堰村再次独得两名;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会试,全国取进士292名,陶堰竟独中3名,占全国总数的1%强。[18]
(二)科举功名牌坊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结果历史事实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与科举文字材料共同印证了各地举人与进士等功名的真实性
文字资料比较容易毁灭或者改动,但石料修建的牌坊则能够保存数百年。例如,康熙《诏安县志卷十•选举志》载:许潜系明成化四年(1488)戊子科举人,为诏安县明代首中举人者,其子许判系明正德二年(1507)丁卯科举人;其孙许选系明正德五年(1510)庚午科举人。许潜举人的真实性,可以在该县现存的石料牌坊中得以证实。夺锦坊于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夺锦街,建于明代成化四年(1488)。坊坐北朝南,花岗石仿木结构,通高5米,宽7.5米,单檐歇山式加二坡,四柱三间三层。正面坊匾高0.42米,宽0.84米,题刻“夺锦”。坊额题刻“明成化戊子科许潜立”;背面刻“世科”两字,柱直径0.44米,柱头置大栌斗。建筑及雕刻粗犷,部分构件脱落,保存基本完好。 “夺锦”、“世科”意即指此。[19]
(三)科举功名牌坊具有鼓励民众勤奋学习,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科举牌坊树立处,常常又是地方书院、社学开办之处。例如,福建省建阳县,在嘉靖丁酉(1537)年知县李东光始建、辛亥(1551)年知县冯继科重修的“嘉惠来学”与“考亭书院”旁,就建有为弘治年间举人黄观、正德举人吕希武、朱煊修建的“亚魁坊”、“登庸坊”及“嗣贤坊”。每当本地学生路过这些举人功德牌坊时,对勉励他们的学习,自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0]又,许多古代的科举功名牌坊保留到二十一世纪,遗址在地方的中小学,这些功名牌坊从一个侧面对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例如,江苏省无锡市的东亭中心小学校门,就是明代的“华学士牌坊”。该坊是为纪念无锡县嘉靖五年(1526)进士华察(1497-1574)专门修建的。牌坊3间4柱,面宽15.85米,高5.45米,花岗岩材料。正面有“华学士坊”四个字。[21]
(四)科举功名牌坊具有进士家族情感传承的意义
科举功名牌坊的修建,有些与进士家族的情感关系具有一定联系。例如,江西乐安县状元楼的修建系一个案例。当年,永丰县令吴南老为纪念这一盛事,显示地方荣耀,即在永丰县城的恩江之畔兴建“状元楼”以示庆贺。董德元同科进士、后成为理学大家的朱熹为之题书“状元楼”匾。永丰的“状元楼”在庆元三年(1197)重修时,流坑进士、理学名士曾丰为之作记。在董德元中状元的第二年,即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乐安县建置,流坑所处云盖乡划归抚州乐安县管辖。流坑董氏家族为光耀门庭,激励子孙,便仿照当时永丰县的“状元楼”在自已的村中兴建了这座“状元楼”。在流坑千余年历史中,董德元以其科名最高、官职最大、爵位最崇,给家族带来了极高的声望,是流坑历代众多为官者所不可相比的,在永丰和乐安的历史上均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董氏一直为有这位状元郎而自豪。作为董氏门户的象征,状元楼一直耸立在流坑的村西口,而董德元一直成为董氏子弟科举仕进的榜样,以此激励代子孙为功名不息追求。董氏家族崇文重教,以科第而勃兴,成为江南大家族聚居的典型。时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和“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美称。
除上述作用与意义外,科举功名牌坊还有旅游景观;美化城乡街道;路牌标识等作用。
[①] 《春秋》杂志,2000年第3期,第63页。
[②] 《中国考试》杂志,2007年第1期,第54页。
[③] 《四川统一战线》,2010年第5期,第47页。
[④] (清)怀萌布等一修:《泉州府志》卷十七《宅墓坊亭》,泉山书社民国16年(1927年)刻本,第78页。
[⑤] (清)戴肇辰等修:《广州府志》卷86《坊表·新宁县》,粤秀书院光绪5年(1879年)线装刻本,第 14 页。
[⑦] 程芳等修:《金溪县志》卷十七《选举武科甲》, 同治9年(1870年)线装刻本,第3页。
[⑧] 符璋,刘绍宽等人修:《平阳县志》卷五十四《古籍志三·坊表》,成文出版社1960年影印本,第8页。
[⑨] 陈萌祖修,吴名世等篡:《诏安县志》卷四《坊表》,诏安青年印务公司1942年铅印本,第25 页。
[⑩] (清)邵友濂修,孙德祖等纂:《余姚县志》卷14《古迹》,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25年(1900年)刻本,第1983页。
[11] (清)戴肇辰等修:《广州府志》卷86《坊表·南海县》,广州粤秀书院光绪5年(1879年)线装刻本,第4页。
[13] (清)梁佩蘭等人撰:《南海县志(康熙30年)》卷二《建置·坊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17页。
[14] (清)朱奎章修,胡芳杏纂:《乐安县志》卷1《古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同治10年刻本,第189页。
[15] (清)王宾等修,应德广等篡:《建德县志》卷3《坊墓》,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乾隆19年刻本,第189页。
[16] 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桂林市志》,中华书局 1997年版。
[17] 石国柱等修:《歙县志》卷2 《建志学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8] 顾秋麟 ,徐纪平等人监修:《绍兴县志》第41编《人物》第二章《进士名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 (清)秦炯撰修:《诏安县志》卷4《建置志•坊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康熙三十三年刊本,第449页记载:“夺锦世科坊,为明举人许潜、许判、许选立”。
[20] (明)朱凌序:《嘉靖建阳县志》卷4《治署志·坊表》,天一阁藏本,第6-8页。
[21] 谈汉人等主编:《无锡县志》卷25第3节《碑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