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民本”思想之优在于有重“民”取向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对君民关系的理想预设大多追求君民关系的和谐有序。但是，现实中的君王，因为一些客观或主观的因素，常有忽视“民”的力量情形发生，更有轻视“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情形存在。当民众没有参与统治决策的权利与途径的机会时，就很容易造成权力的异化，也容易激起民众对王权的不满。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冲突，大多君王重视“民”在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政在民心、民贵君轻、惠民利民、尚贤安民等缓和君民关系的措施。
从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只有敬重百姓，亲近百姓，王朝才稳固。否则，王朝就有被百姓颠覆的可能性。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在吸取夏王朝灭亡的原因时，他看到了“民”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民”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所以，在依据夏训而制定的商朝治国理念中“重民”思想倾向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商汤指出导致夏朝最终灭亡的原因就是夏桀施暴于民，此乃夏王朝覆灭的根本性原因。统治者认为“天意”是黎明百姓善良意愿的体现，天子是天意的人格化身。因此，作为天子，最重要的事就是养民、安民，使“民”能吃饱穿暖，生活安定。这样，“王”的统治才能持久。因此，先秦时期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敬德保民”。唯独如此，百姓才可以在“德化天子”的身上看见生活的希望，才会拥护“德化天子”的统治，并希望上天护佑德化天子的统治持久存在，自身也可以在德化天子的庇护下获得更多的泽惠。“天子”为了维持统治的持续性，需要修“六府”、行“三事”。在百姓看来，修“六府”、行“三事”是养民之善政。如果天子真正做到了“六府”、“三事”，整个王朝自上而下井然有序，黎民百姓便会“九叙惟歌”。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扩大“财富”（古代社会，“民”也是作为统治者的财富形式而存在的）的需要，而且也完成了稳固统治的目标。
顺天敬民是权力长久的基石，诸侯天子要“以德配位”，敬民爱民。《史记》记载，诸侯相互侵犯，战乱给百姓生活带来不堪，轩辕黄帝在神农氏不能出征的情况下攻伐无道，顺从天意，为民劳心劳力，得民心，在其身前死后影响了三百多年。“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如果君子居于至高的位置，他就会为民着想，养育民众，而不是剥削民众，所以民众愿意敬仰这样的君王；倘若小人居于至高位置，他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夺民众的利益，这样的小人终究是不可以为君的。《周易•象》言：“‘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荀子也讲过类似的话，君王就像行使在万民之水之上的一叶扁舟，舟是靠水扶着的，如果水起巨浪，那么此时的舟是最危险的。如果君王时刻有这样的危机意识，那么君民关系至少不会恶化。这些传统思想都体现了“民”在整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对君民关系非常有意义的认识。如果君王能够做到“顺民”、“利民”、“惠民”，国家就能稳定。反之，就有可能丢失王权。因此，为了确保王权的稳定性，君王就应该减轻赋税之剥夺，减轻剥削与压迫。虽然这样会使君之财库收入有所减少，但君王若能以谦卑之态来听取民众意见，樾荫民众，君王的财物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有所增殖的。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石是黎民百姓，只有此基石坚固，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统治者要想巩固统治，就应该对“民”和“生命”持有敬重爱护的态度。《管子•牧民》中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二）传统“民本”论忽视“民”之主体性价值和“权利”
“本”在中国传统的“民本”理念中，在根本上是指向封建帝王统治的“本”，工具性伦理取向有余，而民众的“主体性”政治伦理取向不足，传统“民本”之“本”，为的是保持等级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传统“重民”目的在于实现等级“统治”的持久和稳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关注个体人或底层民众的权利欲求，“重民”伦理的本质倾向于工具性的价值追求，忽视个体主体性的存在价值。因此，在这种工具性伦理价值的框架中，个体的权利和尊严是不会得到本质性的保护与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