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信息载体，为个体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平台工具，使知识分子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以言论、观点、态度来监督权力，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提供了一个足以使知识分子梳理民意并理性表达的通畅渠道。此时作为一种新闻价值观的“文人论政”传统与互联网塑造的公共空间不断相互作用，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被吸收与重生，它以时评社会化为表征。时评社会化突出表现为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积极讨论，习惯于在接受信息时在讨论区的文本框输入意见甚至情绪。现代知识分子在时评的社会化中表现突出，往往立足于意见之河的上游，并起到凝聚性的作用。浓缩着知识分子思考力的时评成为一个手段，让知识分子的评论、言说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行动，为社会的不公求解。
著名评论家鄢烈山曾用“21世纪的新乐府”来形容时评，认为时评在警醒世人的层面上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使命观相契合，同时又在公民观念上区分于千年前的新乐府。⑥传统媒体是时评的原生地，譬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南方周末的“纵横谈”都以精辟的见解和卓越的思想性闻名，发挥了新闻业的责任和信念感。网络时代，时评的社会化得益于技术的扶植，在空间和容量上为时评的扩产提供了机遇。个人化媒体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新城池，在发布、互动、反馈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使时评的影响力再扩大。它也滋养了公民写作⑦，扩充了时评作者的来源，使其传播者和受众都有了增量。
纸媒时代专业的时评作者主要是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以专栏的形式为报刊杂志供稿，时间、频率较为固定。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使得网络时评的创作者大幅增加，除了专业媒体人之外，热心政治与公义的知识分子也以独立创作者的身份加入了网络时评的创作。工具带来的便捷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有处安放，网络公共领域成为盛放观点和意见的讨论之地，新媒介在发言的时间、空间上又一次撤下了枷锁和限制，增强了公共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时评的社会化使得时评写作与公众的距离缩短，人们对时评的积极运用改变了互联网的舆论环境，即人们更加注重观点的传递，注重思想层面的交流，与此同时，时评在互联网之中“量”的暴增使得人们更加渴求高质量理智性的时政评论：减少沾染互联网习性的煽动性内容，更多地给出专业阐释和理性分析，显示出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有着突出的优势，因此能够在意见之河占据上游，在舆论场之中有特殊的地位。同时，知识分子通过观点性文章的撰写和传播重新获得曾经失落的思想影响力。知识分子通过分析性观点传播知识，引导公众深入思考，最终达到启蒙作用。⑧他们“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相关。”⑨正是在启蒙的层面上，知识分子时评承继了文人论政传统的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心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