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白居易《金针诗格》中提出：“诗有二家：一曰有诗人之诗，二曰
词人之诗。诗人之诗雅而正，词人之诗才而辩”，“诗人之诗”的概念在古代诗歌批评史中就屡见不鲜。随着诗歌创作和理论的不断发展，清中叶方贞观在《辍锻录》中对“诗人之诗”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了鞭辟入里的阐释，集此前之大成，被清代诗坛广泛接受：
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才人之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于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
依方贞观所见，“才人之诗”能“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学人之诗”常“博闻强识，好学深思”，而“诗人之诗”则要有高远空明的意境、融性情于万物中的深切情感、信手拈来却言近旨远的韵味。“诗人之诗”的内涵显然近似于唐诗特色，翁方纲曾言“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唐诸公,诗人诗也”。
将诗歌创作分为“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不同类型，势必会涉及到三者的优劣评断问题，方贞观的态度一目了然，自是以“诗人之诗”为传统“风雅”精神的承继者。在清代主流诗坛中，像方贞观这种推崇“诗人之诗”的诗学理念是极具代表性的，程晋芳感叹道：“夫诗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而必以诗人之诗为第一。”
黄仲则生于乾隆年间，而雍乾时期朴学之风大盛，渗入到诗歌领域便产生了以学问、考据为诗的现象，以标举“肌理”说的翁方纲为代表，推崇考证诂训的“学人之诗”风靡一时。黄仲则虽不能免俗的受到这股风气影响，创作过此类作品，但是大部分诗歌创作仍与时人迥异，意境高远，情真意挚，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典型的“诗人之诗”。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黄仲则的诗歌创作有两方面的艺术特色。其一是黄仲则个性狂放，行事不羁，为人倜傥有奇气，在他的诗歌中也流淌着一种大胆超脱于世俗、任由性情和才力纵横的“逸气”。这种“逸气”几乎贯穿了《两当轩集》中全部的诗歌创作，具体表现为沉郁哀凄和清越俊逸两种风格的交织杂糅。张维屏题仲则诗集时有云:“黄生抑塞多苦语,要是饥凤非寒虫”，他正是看到了黄仲则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抑塞苦语”是仲则无可奈何受困于“穷”“苦”“孤”“病”下的悲哀现实，“是饥凤非寒虫”则强调了黄仲则性本狂涓、高蹈不群的人格精神贯注于他的诗歌中。另一方面与黄仲则自身坎坷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好作幽苦语”是仲则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无论是对生活中贫苦疾难的书写，还是对胸腔中疏狂意气的发扬，亦或者是对往日里梦幻爱恋的追逐回忆，无不洋溢着肆恣盎然的情感色彩。酸楚哀怨也好、欢愉忧伤也罢，尽是他酣畅淋漓、“下笔情深不自持”的肺腑之言。这种不加雕饰、自然天成的“深情”特质，极易引人共鸣，为之传唱。洪亮吉云:“诗至今日,竞讲宗派。至讲宗派,则诗之真性情真学识不出。”在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乾隆诗坛，黄仲则“诗人之诗”的出现无异于一道飞速划过黑夜，灼灼生辉的闪电，超轶时辈,被论诗者赞誉为“乾隆六十年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