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作为侵略造成的伤害的隐喻；癌症作为外部环境的隐喻——战乱不安的环境和充满资本气息的环境；精神错乱作为对天皇文化反叛的隐喻；而牙疼则是对侵略行为感到罪孽。而由这些都可以窥见大江健三郎对于战争、侵略以及殖民等非正义行为的态度。
1970年三岛由纪夫主导的自卫队政变未遂事件，是大江写作《同时代的游戏》的写作动机。关于这一点，大江说道：
我当时(在印度旅行知道了三岛事件的时候)在东南亚对日本进行溯其源流的旅行，与此同时给在做编辑的一个朋友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假如我想写一本叫做《同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想法。三岛由纪夫自导自演的死，在我们的同时代投下了绝对天皇主义的光使人产生了一种幻觉——这光让血色浸染的菊花熠熠生辉。这事儿让我感到厌烦。我是希望一个时代是重新通过自己散发光芒的人表现出来的。(《表达的人》)[ 转引自 中村泰行，
也就是说这时的大江所对抗的是“绝对天皇主义的光”，希望通过“民众自己散发的光”描写出“同时代”。所以大江聚焦于边缘，对于大江来说“边缘性，是铭刻在我生命中决定性的条件。”在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心和边缘的对立，精神错乱也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所有想争取村庄独立，不尊崇天皇文化的人都被冠之以名为精神错乱的病。而大江的作品里不可忽视的边缘要素则源自于大江幼年时代和学生时代寄宿生活的孤独，以及长子光的出生。
大江年幼时接受了国粹主义教育，在二战进入极为惨烈的最后阶段时，大江村中的战死者人数直线上升，举办丧事的日子越来越多，死亡的恐怖气息在村庄中蔓延开来。在学校里，老师经常会喝问：“如果天皇陛下命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呢？”大江在和其他孩子一同大喊：“去死！切腹去死！”的同时，却因紧张和恐惧而两腿颤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要被杀死。而高中毕业后只身到东京求学的大江，长期的寄宿生活不仅让他在身体上营养不良，在心理上也被可怕的孤独感包围。在学业上，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同时又在其影响下对人生充满焦虑。而长子光的出生使他可以站在边缘的角度去观察人类整体的生存处境。光光由于头盖骨先天性缺损导致脑组织外溢，从出生直至秋天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之中。要么放弃光要么就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去拯救这个无辜的生命，大江选择了后者。自此大江得以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去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
在二战中，日本是侵略国，为摆脱本国的灾难掀起了世界范围的战争，更是给作为主战场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几乎亡国灭种。而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伤害更是至今也无法消除，比如台湾问题、慰安妇问题等。日本本国的人民在战争时期也都是受害者，男人们喊着大日本帝国主义万岁，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投身于战火中，女人们自愿出卖自己的身体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慰安妇”，更是有很多的人被迫加入这场不正义的战争中，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