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易学研究关键词之寻根与思考

【摘  要】近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所作的易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打破经学垄断，继承发展疑古之风；还原历史，创新史料学研究；迎合时下，注重古籍考证；借鉴西学，汲取新的方法论指导。“疑古”、“还原”、“考证”和“借鉴”是近人的易学研究的关键词，他们的研究路数对二十一世纪的易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周易》 《易经》 《易传》 易学圆环

【作者简介】姜文华（1974-）男，山东莱阳人，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方法论研究。

二十世纪前中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日益深入，也使得传统经学的陈腐观念日益遭人唾弃。这一时期，就学术研究而言，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崭新的学术形态雏形基本形成，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作为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常青树——《周易》研究也在求新求变的必然趋势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嬗变。本文截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的半个世纪为时限，这一时段的《周易》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用一段话概括，那就是：打破经学，继承发展疑古之风；还原历史，创新史料学研究；迎合时下，注重古籍考证；借鉴西学，汲取新的方法论指导。此时著名的学者有闻一多、于省吾、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等，他们共同代表并体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易》研究的最高水平。[1]客观地说，他们的易学专著并不多见，大部分只是以论文的形式散见于一些《全集》或合订本中。但细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其中的论述颇具时代特证。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八十年代以后《周易》研究走向高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疑他们的研究路数也是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意义的。本文尝试对其研究的关键词予以审定和重识，以便建构符合二十一世纪时代需求的《周易》研究新视角、新思路。

关键词之一：疑古

一般认为，《易经》为三圣前后作述而成，即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易传》则为孔子所作。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学者们也大致沿着“以述为作”的诠释学理路阐发圣人本意。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以及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传统的易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疑古之风盛行。古史辨派的首要特色就是疑古，其核心人物顾颉刚曾经明确指出，他们研究《周易》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舍弃正统和偏统等陈腐的传统思想”，“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2]在这种以“破”为先，先破后立的学术氛围影响下，人们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经、传的关系上，是奉行疑古的“经传分观”，还是坚守传统的“经传合观”？很显然，前者更能迎合历史观，毕竟经传“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两者相去甚远”，[3]他们主张“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 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4]按照这种研究路数, 近人冲破传统樊篱的束缚，大胆地对一些“陈腐旧说”深加抨击，对《周易》的作者、著作年代等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否定了某些传统的说法。不谈他们的探讨是否恰当，单就其创新精神而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易经》和《易传》作为不同时代的产物，要求我们解读经、传文本时，应着眼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等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分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完全割裂经传之间的联系的做法，未必就是合理的。如，《易传》在谈到八卦的形成时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下传》)，这分明就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归纳法的完美应用，是恰当的、科学的，也反应了古经形成的客观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易传》亦有可取之处，况且《易传》是最早阐释《易经》的著作，完全隔离《易传》、《易经》不是合理的方式方法。遗憾的是，人们抱持着“唯古是疑，唯疑是尊”的观念，轻率怀疑传统学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对于传统易学而言, 这种“破坏”无疑是毁灭性的，[5]易学研究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经、传的“本来面目”，为此大可不必囿于“分合“观念，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end##

关键词之二：还原

《周易》的神秘，除了易文本晦涩难懂之外，与历代贤儒的不恰当的诠释路径不无关系。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人们囿于“崇圣尊经”的樊篱，往往“以己心诠释文本”。期间或有合理成分，但难免会得出许多错误的结论，从而使诠释陷入“易学圆环”，即以神秘的前提开始，得出神秘的结论，致使《周易》的神秘性越来越浓厚。郭沫若所说的“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6]意亦如此。如何才能不“盲目地赞仰或规避”？我们知道，《易经》虽为筮书，但客观上反映了上古社会的大量的社会现象，“虽然是东鳞西爪，片玉碎瑶，不完整，无系统，然而由于殷、商之际的史料极其缺乏，所以此书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上古社会史料”。[7]要想破译“易学圆环”，就必须除却神秘因素，还原史料、恢复经、传的“本来面目”。对此，郭沫若曾说“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8]近人如闻一多、郭沫若、高亨等都作了大量的尝试工作。他们采取的“还原”史料的方式，以训诂学为基础，将《易经》的卦爻辞还原为历史资料，揭开了《周易》的神秘面纱。

二十世纪对《周易》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周易》研究史上的一个大问题，[9]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10]当然，对古人之学，也应具了解之同情,[11]还原是必须的，但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尽可能地掌握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分类和分析研究，厘清其原初的指代意义，从而整理和探求出殷周时代的社会历史，以利于探赜《周易》本意，实现从“以易证史”到“以史证易”的转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也是必须克服的，应避免出现牵强附会、臆造的嫌疑，这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的。

关键词之三：考证

近人多精通先秦古籍，他们的治学走的大都是实证考据的路数，确立了“遵循朴学的方法, 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 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 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12]学术研究离不开实证，对先秦古籍的研究更是如此，这其中的原因，闻一多曾概括为三种：（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13]所以就《周易》研究而言，更需要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发掘、比较、鉴别、校勘、训诂等，秉持谨慎的实证态度。如果做不到实证考据，将很难判断文本的是非及其致误的缘由，很难通晓经传古籍的本意，有时甚至会曲解原文，闹出笑话（近人当中因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近人这种注重实证考据的路数，实际上构成了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的基本规范。

近人注重考证，除了受到清代朴学的影响以外，与其教育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近人当中大多或师出或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他们都以具体的研究见长，偏好学术原典和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这种学院派学者，尤其注重实证精神。此外，出于教学的需要和现代大学体制对学术的要求，迫使他们下功夫对易文本进行彻底的研究，对其中的一些悬疑问题重新考订、阐释，作出新的解释。所有这些都驱使他们走上了严谨的治学道路。当然，近人重视实证的精神还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体会和对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准确把握，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的学者学习。

关键词之四：借鉴

《易经》始为筮书，它本身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哲学问题，但其文本的卦爻辞中记载了一些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祭祀、婚姻、战争、生活等等社会状况，其间蕴藏了我国早期处于萌芽状态的一些哲学思想。从整体看, 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事物、现象的组合, 里面蕴藏着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处事方法、人生哲理、自然规律等, 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在运动变化中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就《易经》本旨来说, 虽以占筮为表, 实以哲学为里, 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 其中的哲理是通过象数的象征的形式来体现的，[14]没有恰当的认知方式方法、不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很难参悟的。

研读近人之学术著述，可以发现，近人站在一定的高度统揽全局、系统解说。期间，凡是遇到疑难的地方，必广罗古籍、旁征博引、甄采众家，力求甚解。单就校勘而言，或借鉴前人成果，或以句意、音韵，或在《经》、《传》中参悟，当中既有先贤古人的古籍注解，今人同行的鲜明观点，也附有自己精当的看法，多为“有根之谈”。当然，除了借鉴古今贤仁的成果以外，近人还中西贯通，积极吸收外来先进的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近人学者们努力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自己的学习，并开始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周易》，为传统的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术研究不可闭门造车，也不能闭关自守，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尤其如此。诚然，在与国际接轨吸收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同时,还要适度继承，更要反对教条，努力实现创新性发展。

余 论

剖析近人易学研究的关键词，目的是尝试对二十一世纪的易学研究进行前瞻性描述。不难发现，近人既受过严格的传统国学教育，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掌握现代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先进的方法论。他们从文本入手,既重实证考据、又强调贯通意识，其间兼用文字、校勘、训诂等工具, 对先贤前儒的研究成果合理借鉴, 且又有创新发展。近人的这种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和求新求变的积极倾向，丰富发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易学研究，把二十世纪的易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给传统的易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风貌，同时也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易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学术视野。

当然，近人的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容易把研究本身仅仅局限在资料还原的层面上，而忽视或抹煞史料所具有的活的精神。因此，很难在易学研究的前瞻性建构方面有所作为，这正是二十世纪的易学研究始终没能建立起现代易学新体系的主要原因。[15]长久以来，易学研究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易文本有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环境之外, 还得益于《周易》经传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情感普遍认同的理论品格，也许回归《周易》始初属性才是揭开大易千年之谜的恰当路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易学研究，有三种方法应受关注：一是实证考据，二是唯物史观，三是逻辑工具。实证是根基，逻辑是视角，唯物则可使我们在神化的迷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逻辑工具，以逻辑为视角，研究先秦名家和墨家的逻辑学，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以此为跳板进而深究《周易》大义，或许逻辑工具是打开《周易》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作为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务必做到：尽可能客观地进行研究，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地审视和剖析《周易》与易学，真正确立起易学学术研究的客观、公允、非情意性的研究品格与方向。[16]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现代易学新体系，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现代易学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