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领域中单休日的确立
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分散的生产生活模式。加之计时工具的缺乏，计时方法的简陋，除重要节假日外，并无定期休息的习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国势衰颓，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传统的“天朝上国”开始学西方以自强。在这一背景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大力兴办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大都以洋人为教员。与中国学生不同的是，洋教员们有固定的礼拜休息，于是新兴学堂也大都仿行西方七日一休息制。也有部分学堂或出于谨慎，或出于传统观念，只在“礼拜日”减少功课，并不放假休息。
伴随着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程度加深的是星期休息制度在教育领域的日益普及。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星期休息制始终没能成为教育领域的定制。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社会矛盾到了无以调和的地步，清政府痛定思痛进行变法改革，其改革举措中教育领域的改革为重中之重。1902年张百熙以日本教育为蓝本拟定《钦定学堂章程》，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学制诞生了。在这一学制系统中，星期休息制度正式成为定制。在《钦定中等学堂章程》和《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关于星期休息制度的规定为：“依前条，除年假暑假合计在七十日之外，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端午中秋节，暨房虚星昴日，各停课一日。”其中的房虚星昴日便是一月之中的四个星期日。需值得注意的是，《钦定学堂章程》中并未有小学阶段星期休息的内容规定。
《钦定学堂章程》创建的学制并未施行，真正得以施行的是两年后同样出自张百熙之手的《奏定学堂章程》所创建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在继承星期休息制的基础上，又将星期作为单位安排课程，这一安排涵盖所有学段。至此，星期休息制在教育领域中正式确定了其地位。
（二）教育领域中单休日的确立引发的非议
星期休息制在教育制度中的确立激发了一部分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不仅利用报纸、杂志抨击星期休息制，还希冀借助行政手段废止星期休息制。
当时对于星期休息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星期休息制是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产物，其在学校施行，缺乏教育上的依据。例如1936年发表于《医药评论》上的《废止星期暑假议》曾观点鲜明地指出，“尝考星期之制，起于耶教，耶教以每七日为其信徒礼拜神祗之期，意非专在于休息也。欧西之民，悉奉耶教，故定是日，以为假期，盖将于此省身思过，祈神缴福而已！中国非耶教国家，何取于星期之休假？”第二，学生在星期日没有正当的活动场所，于是容易沾染不良习惯。一项本意在使学生休息的制度反而有害于学生的健康、有害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陈诚仁在《废止星期之商榷》中对此形象地描写道，“盖学生每值星期，纷纷外出，结队成群，从事不正当之游戏。跳掷跌扑，夷伤堪虞。河滨钓游，率多不测。多种不道德之行为，危险之举动，莫不于此日演成之。”该文还警示道“六日之训育，一日贼之而有余。”
1934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执行委员孙科谴责星期休假非但无补于学生健康，又阻碍其学业发展，因此提交改每星期一休息为两星期一休息的提案。受此影响，陕、鄂、豫、晋、闽等省份的一些师范学校或中小学堂相继废止星期日休息。
以上种种反对星期休息制的言论和行动都有其局限之处，他们只从民族主义情绪出发，只从星期休息制造成的弊端出发，没能看到星期休息制为中国架构起一座沟通西方工业文明的桥梁。更为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催生着星期休息制的广泛传播。星期休息制也早已超出了其原有的宗教意义，对经济、政治、教育施加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不能因为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发展的滞后就拒绝更细致的时间划分标准和作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