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示巴与孟姜女都遇到了强大牢固且不可抗拒的阻力。拔示巴遭大卫的强制占有，并且大卫为了与她在一起设计圈套将拔示巴的丈夫杀掉；而孟姜女在长城下哭诉自己死去的丈夫时，秦始皇见到孟姜女，被她的美色所吸引想让她做昭阳宫里的皇妃娘娘。面对霸权的绝对压制，拔示巴与孟姜女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拔示巴选择的是隐忍与失语，而孟姜女选择的是反抗与斗争。除了霸权的绝对侵占之外，男权的压制更是充斥在这两个故事之中。大卫与秦始皇将拔示巴与孟姜女看作是美色的化身，充分将两位女性物化为自己的附属品，让女性远离权力话语。男权压制“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脱不了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他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这样她才纳入在秩序内，成为秩序所规定的一枚螺丝钉。”在男性的凝视下，拔示巴和孟姜女除了“性吸引”之外没有任何价值，霸权者也尽量将她们纳入自己的父权秩序之中，作为其权力机构的“螺丝钉”。这便是拔示巴与孟姜女作为女性的可悲之处。
《大卫的故事》中拔示巴作为性欲望的化身，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作者有意为之。全文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出于其奴婢之口，使用的是间接引语，这也是剥夺女性话语权的方式之一。由此可见，男性作为叙述者，屏蔽了大量的女性历史信息，“将女性作为被强制对象的事实积淀在符号僵硬有序的坚甲之下，将女性觉醒的可能性封闭于历史文化之外，从而保持着父系文化的唯一合理性。”在拔示巴被大卫诱奸怀孕之后，大卫招乌利亚来面见他并打发他回去，文章中的隐藏含义是大卫希望乌利亚回家之后与拔示巴同床，这样致使拔示巴怀孕的罪行就可以掩饰过去，大卫的孩子就可以嫁祸给乌利亚。但是大卫没有想到乌利亚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忠于自己的主，心中想着战事。大卫见此心生一计，即利用乌利亚的忠诚，在战争中趁机将乌利亚杀死然后顺理成章霸占拔示巴。至此拔示巴原本被颠覆的身份得以确认：从大卫的情妇变成了大卫的妻子，并为大卫先后生下两个儿子，这种书写方式表明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并以与男性发生关系作为身份确认的前提。同时，对于拔示巴话语掩盖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将大卫行为合理化。女性不说话就意味着性同意，作者没有描写拔示巴被霸占之后言语上和行为上的反抗，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拔示巴是同意大卫的性行为要求的。由此大卫对于拔示巴的诱奸行为变成了大卫与拔示巴的通奸，通奸之后大卫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使得站在更高位置的读者对拔示巴进行道德批判。
不同于拔示巴面对强权与男权的反应，孟姜女则极具“烈女”行为。孟姜女传说属于“世代积累型”作品，故事的形成是在时代中不断积累变化的，且融入了各个地区人们的群体意识与文化内涵。“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云:“当时齐国必有一女子，名唤孟姜，生得十分美貌。黄震云先生以为，根据诗意，孟姜作为女性，至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出身贵族;第二是娇艳美丽;第三是不忘德音，即具有良好的品格和修养。”[5]孟姜女的故事在发展中不断强调对丈夫的忠贞，其原型为杞梁妻，是尊重礼法与聪明伶俐的象征。面对秦始皇力量的绝对压制这种反抗并不仅仅是哀哭，她还运用自己的智慧，对秦始皇做出报复性行为。在应对秦始皇的威逼利诱时，孟姜女提三个要求：“第一，要在鸭绿江上造一座长桥；第二，在长城的那面造一座长十里宽十里的坟来埋葬丈夫；第三，让秦始皇披麻戴孝去祭奠丈夫。同时，孟姜女在耍弄完秦始皇之后，大骂秦始皇昏君，纵身跳入江心以示贞节。”一方面说明，区别于拔示巴的失语，孟姜女在与秦始皇的周旋中体现出其机智过人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可见男性叙事话语对于女性的规约。在传说中，秦始皇恶霸行为虽然没有得逞，但也对孟姜女构成侮辱，只有以死明志才能证明对死去丈夫的忠贞。结合民间传说的塑造的孟姜女的形象，其有德行与品行修养，并且是忠贞的代言人。然而这种修养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权对于女性的想象与规训。女性在男性所规定的道德网络中被约束同时也自我约束，使之成为男性所编织的道德规则的遵守者，由此看来，孟姜女的这次反叛又多了一些被设计与不纯粹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