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的胜利与古典的式微
“19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正在迅速地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和商业国转变为工业帝国，纯粹科学走向繁荣，英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场’。英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提出了新的需求：第一，新兴工业化资产积极和工人阶级的崛起；第二，扩大宗教自由；第三，发展自然科学”。这些迫切的需求自然也扩展到了教育领域，首先，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产生的阶级，若想在贵族阶级占据大多数的英国社会上立足，急需知识与教育来巩固自身的阶级地位。无奈由于宗教限制，他们只能被排除在古典大学之外；其次，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代表批评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古典大学只教授不实用的古典知识和古典文学，而忽视实用知识和自然科学等学科，因此“必须建立一支能够教授新学科的新的师资队伍，并与旧的学科及其教师处于平等地位”。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传统古典大学的批判，新大学也逐渐代替古典大学而成为19世纪以实用性著称的新贵。新大学以教授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实用知识和技能而得到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追捧，传统古典大学在英国社会上的地位岌岌可危。
（二） 大学内部的僵化与“开明”
除了外部的批判之外，牛津大学自身内部也出现了僵化的现象。牛津大学尽管在英国社会中始终处于学术链顶端，但是其内部却已经出现罅隙。首先，在学生方面，因为牛津的学位足以带给贵族阶级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和神圣的牧师职业，因此许多贵族阶级学生开始不思进取。他们对于学术的兴趣平平，故而也很难有创新的火花发生的古典大学之中。其次，在教师方面，牛津大学中以阿诺德为代表的“开明之士”，“为了实现宗教信仰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平衡提出了‘基督教绅士’的教育理想，力图促使贵族绅士教育与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相融合”。僵化与“开明”在牛津大学内部皆有所表现，牛津大学依旧是以古典学科为教学内容，但是以然脱离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真正的古典性，“宗教开明”也冲击着牛津大学一贯坚持的宗教排他性。此外，对于宗教知识的学习也未达到大学中虔信的教徒们所强调的宗教核心的信仰成分，而仅仅停留于一些表面文章。
内外的双重夹击，使得坚守古典传统，以及对于宗教无比虔诚的纽曼不得不站出来呼唤西方古典文学传统，重申神学的地位。而同时在19世纪科学主义盛行的浪潮之下，他也看到了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乞求在不颠覆宗教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纳19世纪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知识。古典知识、科学知识与宗教知识三者的碰撞与交织下，他提出了普遍的知识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