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女娲神话的文学书写及特征

摘要：在唐代以前，文人对女娲神话非常重视，文学和史学作品中大量写到了女娲。这一阶段，女娲神话的书写是以恢弘的政治意识表达对女娲作为圣王和英雄的褒扬，这种书写使得女娲神话呈现出表现宏大理想的集体政治意识。在女娲神话发展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对女娲这位原始神、人祖神和巫术神三位一体大神的敬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

关键词：唐代以前；女娲神话；书写；特征 

Discussion on Nu Wa myth writing on liter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scholar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Nu Wa my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many works about Nu wa. This stage, the Nu Wa myth writing is a broa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expression of Nu Wa as praise king and hero, this kind of writing makes the Nu Wa myth shows the performance of collectiv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mbitious ideal. Has the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u Wa myth evolution, reflects the fear of Nuwa the original God, God and God the Trinity sorcery Zu Go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Keyword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Nu Wa myth; Writing; Characteristics##end##

女娲作为远古神话人物之一，其造人、补天之功绩倍受后人崇敬。在先秦的文献典籍中，女娲事迹已比比皆是。经过文人们的不断阐释与创造发，其神职除生化万物、补缀苍天外，更与伏羲形象发生了粘连。在神话传说的肇始下，女娲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学母题画廊中最具象征意蕴的原型之一。可以说，她的形象的嬗变是不同时期社会理念、文学功能、文化风尚的折射。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原型，女娲形象成为唐代以前作家手中内涵丰富的题材，从其不断演化而出的传说和作品其实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状态的反映，是作者遭遇、思想情感、思维方式的体现。

一、唐代以前女娲神话书写概述

女娲神话在上古神话口耳相传时期到底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现在已无从考证。现今所见与女娲有关的神话有补天、造人、创神、制乐器、创婚制等。随着女娲神话的流变，在结合了造人与创婚制两因素的基础上，在其神格中又有了“送子”这一功能。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女娲神话，已经是后人有意加工过的产物。

先秦史料中已有了女娲神话的零星记载，在传世典籍中，“女娲”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之中，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1]（9）《楚辞‧天问》记载：“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2]（9）《长沙子弹库帛书》：“曰故□熊雹戏(伏羲)……乃娶□□□子之子曰女皇(娲)，是生子四□是襄，天践是格，参化法兆，为禹为万(契)以司堵(土)，襄晷天步，□乃上下朕断，山陵不□，乃名山川四海，□熏气魄气，以为其□，以涉山陵，泷汩渊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为四时。”^[3]（64）帛书是在楚地民间流传的一则讲述伏羲女娲的神话文本，首次提到伏羲女娲对偶神话。与后来的《淮南子‧览冥训》相类似但又有所差异。在此女娲和共工已经有了关联，也与伏羲成为了对偶神。此外，在《列子》之中亦有两则关于女娲的记载，其一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4]（62）其二载：“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5]（122）因“与颛顼争为帝”而不胜，故共工怒毁天地。但共工所毁之天地，是在女娲补天之后。这些记载已道出女娲是宇宙间最早出现的创始神，她造化万物，与可能是手足的伏羲结为夫妇，以及补天和创建天地秩序等。

到了汉代，女娲神话就已有了完整的抟土造人以及补天情节。造人情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女娲，伏羲之妹，祷神祗，置婚姻，合夫妇也。”^[6]（449）补天情节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7]（264）《淮南子》中的女娲形象已明显受到汉初黄老思想的侵染，女娲经过道德化的塑造后，已经成了不彰显其功、十足道家形象的圣人，俨然是一位恢复宇宙秩序、拯救苍生于苦难的文化英雄形象。此外，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到了女娲补天之事，他在《论衡‧谈天篇》中说：“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8]（167）在《论衡‧顺鼓篇》里对祭女娲祈雨与补天做了更详细的记载：“‘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之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傥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9]（247）在《列子》中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还没有很直接的关联，而在王充《论衡》中女娲补天便是因为共工触山所引发的灾难。

汉代无名氏史书《世本》多次论说到女娲，述其“女氏，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女娲作笙簧”，“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而《淮南子‧说林篇》对女娲的一日七十变化做了解释，其载曰:“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蜗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上骈、桑林，皆神名。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10]（11）对女娲一日七十变化的特性，刘歆在《帝王世纪辑存》也有相似记载：“女娲风姓，承伏羲制度，亦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11]（200）}##end##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女娲神话的书写就更多了。最早出现的是曹植的《女娲赞》，其诗云：“古之国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12]（832）}曹植选取了神话传说中的部分内容对女娲加以赞美。在曹植的另一篇美文《洛神赋》中，曹植将造笙簧的女娲进一步想像为清歌漫舞的美妙姿态：“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13]（787）}这里将女娲塑造成了具有美妙音乐才能的仙女形象。西晋的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地”条下记载：“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鳖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氏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14]（20）张华的观点与王充在《论衡‧谈天篇》中的观点有较大的出入。南朝刘宋时期王歆之《南康记》有女娲石的记载：“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采绘；峨峨秀上，切霄邻景，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清，闻弦管声。”^[15]（45）江淹《遂古篇》中写道：“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兮。”^[16]（35）刘孝威在《侍宴乐游林光殿曲水诗》里曾有：“女娲补石，重华弃金。汤罗禹扇，羲瑟农琴。”^{[17]（1875）}的记载。而《文选‧王延寿〈晋灵光殿赋〉》里则有：“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张载注：女娲，亦三皇也。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18]（56）

二、唐代以前女娲神话书写呈现出的特征

通过概述,大体可勾画出女娲神话在唐代以前流变的简单脉络：在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神话余绪, 特别是历经了从史前到夏、商、周、汉漫长的历史演变,众多诗人、史学家以其独立的主体参与意识不断地将女娲神话扩充、发展和改造,这样就使得女娲神话中的上古神话因素逐渐减少,历史、文学甚至道德评价等非神话因素却相应地增加了。在魏晋南北朝玄学、佛学、谶纬方术、阴阳五行等思潮的影响下,女娲神话的内容渗入到了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之中，以文学素材的新面貌出现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女娲形象的固化与放大。女娲形象最初的状态是与上古初民的审美心智相吻合的。在郭璞《山海经注》里就有“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的记载；王逸《楚辞注》里有“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之说。此外，在《列子》之中亦有“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的推测；在刘歆的《帝王世纪辑存》也有“女娲风姓，承伏羲制度，亦人头蛇身”的相似记载；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提及到了武梁祠交蛇画像。可见女蜗为人首蛇形的说法在唐代之前已经被固化了，而这种固化也意味着女娲形象中人格化和祖先信仰的上升，其神格的日益弱化。在曹植的《洛神赋》中，曹植将女娲塑造成了具有美妙音乐才能的仙女形象，这里女娲、冯夷与“五岳”、“九魁”、“太阴”、“元阙”、“苍龙”、“白虎”等一起，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美好图景。其神话的厚重蕴涵渐渐淡化了，进而聚积成了一种艺术形象，成为了文学家状物夸张，驰骋想像的素材。在刘孝威《侍宴乐游林光殿曲水诗》之中，将女娲和舜并举，来摩写其不朽的功业。这些以短小精悍的文学样式出现的作品，将女娲神话融人其中，拓展了诗的深度和厚度，创作出了意境和情感的锤炼和叠加，为更好地抒发诗人的情感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作者所依据的已经不是原始神话的因素，而是已经经过“放大”的文学材料。

（二）女娲形象体现出了趋善的神格。唐前女娲神话在神性的塑造上更看重她的“善性”,描绘她的恩泽和对人类的佑助,努力借助她的力量去化物、造人和补天。在《长沙子弹库帛书》中其“生子四□是襄，天践是格，参化法兆，为禹为万(契)以司堵(土)，襄晷天步，□乃上下朕断，山陵不□，乃名山川四海，□熏气魄气，以为其□，以涉山陵，泷汩渊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为四时”的化物之功；《风俗通义》里她“抟黄土作人”、“置婚姻，合夫妇”的壮举；《淮南子》中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的英雄形象，无不体现出她趋善的神格。这种鲜明的趋善倾向正反映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时代特色,也说明了唐前文化崇尚善美的特点，反映出了儒家文化的深厚内涵。

（三）“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两大模式的确立。女娲神话在唐代以前主要有“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两大模式。而后者尤为汉人所重视，《淮南子》颂扬女娲“不彰其功,不扬其声”完全是道家真人的模样，这种倾向成为唐代以前主流意识的载体，这说明对女娲宏大而神圣的建构并未超出“造人”和“补天”两大范畴,唐代以前所有女娲的文学书写均是围绕其作为圣王的特征而展开的。

三、结语

总之，在唐代以前，文学家、史学家笔下的女娲神话母题已有造人、补天、制乐器等，而尤以“补天——秩序重整”模式最常被提及。可以说，女娲神话母题在唐代以前文学家、史学家手中已经被反复运用，而且越到后期，女娲形象就越个性化，甚至愈加悲剧化。在文学作品中其精神元素从而得以继承并传递,而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因此得以丰富,从而衍生出了一片新的文学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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