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可作两点解释，要言之，即生态语言学发展的背景。一是我国学术话语定位问题所催生的生态语言学“本土化”呼声；二是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推动了生态语言学的体系建设。
(一)学术话语权的本土化呼声
从宏观学科视野来看，本土化的呼声与需求，恰是“中国经济回归世界中心之后，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学术格局进行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话语格局分配的新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位必然与话语权相适配。而站在西方中心视野的“东方主义”将发展的东方视为被诠释的他者，必然无法做到等量齐观，从西方立场看东方学术也是如此。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实际上，这正是社会科学目前面临所的总问题。我国的语言研究现状亦是如此，长久以来，汉语界在世界学术场内的位置短时难以改变或显著提高，因此在学术上就必然要积极寻求自身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学术格局的分配上，从边缘交叉的临界状态，到主动寻求转变的机遇。“本土化”则为这种问题指明一条道路。从生态语言学内部来看，“本土化”所印证的其实是“中－西－中”的学术思维反拨路径：以汉语理论为学术理论生发的场域，寻求与西方理论结合的可能，并进一步系联本土已有理论，达到高层次结合和本土的深度契合。同时，“本土化”的提出也意味着前期研究并不是完全的“本土化”，而这种“非完全本土化”又是必要的“前本土化”阶段。早期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多以国内学者译介国外经典著作为主，这种“外向型心智”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源头活水，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中译著作的出版，以及多位学者撰写的理论引介性质的论文中。如范俊军、宫齐(2004)所翻译的菲尔(Fill)《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Ecolinguistics——State of the Art 1998)，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当代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学术背景、发展前景，既包括初步学科定位“作为隐喻的生态学”，也涉及理论的应用角度“语言与环境问题”；姜瑾(2006)将“生态－语言－社会”三者交融，三位一体进行研究，并将生态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联系，进入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关注了生态语言学的变体。王晋军(2006)引入“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的概念，并介绍了韩礼德(Halliday)所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及其衍生的“增长主义”(growthism)和“等级主义”(classim)等观念主义，主动寻求“与生态相和谐的语法模式”，这实际上是从理论到本土实践的初步探求。
但与此同时，“本土化”一词本身所代表的是“本土理论——外来理论”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则衍生了更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我们是否能将外来理论研究透彻”或“我们是否有必要把外来理论研究透彻”的问题。由于理论生发的背景土壤差异极大，吸收外来体系尚且存在一定难度，如何将原始理论原经引介过来后再本土化，避免经过几手引介后误译、个人曲解导致丧失本意，是难题之一。同时，术语依附于不同范式，本身就存在着界限的模糊、交叉与重复，如ecolinguisitics、linguistic ecology、eco-linguistics等术语的原义及翻译后的实际使用义，近年来经过学者考，逐步厘清了其中源自历时和异质的复杂关系：两者正是承袭了不同的范式传统。学界最早提到生态语言学是出自海然热(Claude Hagège,1985)，他使用术语écolinguistique (ecolinguistics)，它基本遵循韩礼德范式，研究的是语言与真实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互动，但更侧重环境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属于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则将语言系统及内部要素看作生态系统及其构成部分。因而两种术语从本质上包括研究对象、目标、体系等都存在差别，但二者并非不可调和。范俊军认为，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自发展之初两者的都涉及语言濒危、语言的消失、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保护、语言的复兴、语言的演变与进化等主题。1990年，有学者在第九届应用语言学会议(9th AILA)提出使用“eco-linguistics”, 来合称研究“语言－生态”关系的学问。会后，学界则倾向于使用“ecolinguistics”一词作为两个研究范式的统称，这意味着韩礼德与豪根两种范式合流于“ecolinguistics”并受其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