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创作思想的偏执

摘  要：莫言最大的文学天赋就是其过人的感觉与想象能力，所以他反复强调“小说的气味”，认为“写作时要调动全部的感受”，而莫言最大的文学缺陷就是其思想的浅薄与苍白，但他从不以为然，反而引以为荣，而成为其作品最明显的硬伤。莫言常以“素人作家”来为自己思想与理论的贫乏辩护，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口号，并秉持“诉说就是一切”的创作信条，而充分反映了其创作思想的偏执。

关键词：莫言；创作思想；感官叙事；素人作家；诉说；老百姓；偏执

莫言历来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自获得诺奖之后，围绕他的争论自然也就升级了，正方的声音虽然是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反方的价值，因为在莫言获得诺奖的东风下，唱反调其实比唱颂歌更需要胆识。今年上半年相继出版的著名编辑林建法主编的《说莫言》与名不经传的李斌、程佳婷编的《莫言批判》，可谓正反双方历年交火的总结与再次重拳出击，而成为莫言批评的一个崭新起点。

    在当前莫言因获得诺奖而影响力大增的情势下，对莫言创作的正确批评就显得尤其重要，虽然照例还是难以避免“捧杀”与“棒杀”的极端形态，但针锋相对的辩论却是必须的，就中国目前评论界现状而言，我们缺少的不是众声附和的赞美诗，而是真正一针见血的小众的声音。莫言不仅创作勤奋，而且也经常借访谈、演讲的机会对自己的创作喋喋不休，这样莫言的创作思想就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本文主要就莫言创作思想的重要方面，作一番评判乃至批判。

一  “小说的气味”与“写作时要调动全部的感受”

莫言最大的文学天赋就是其过人的感觉与想象能力。当川端康成《雪国》里“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的句子激活了莫言的这一禀赋和儿时记忆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故乡高密的土地上纵情宣泄，缔造了他那光怪陆离的“文学王国”，遗憾的是他在创作中常常滥用了自己的这一非凡本领，而不是恰到好处。

莫言强调“小说的气味”与“写作时要调动全部的感受”，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就是要大写特写人物的感觉，他说：“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的作家是最好的作家。”"（2）这里莫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文学偏好，认为铺天盖地地进行感官甚至感官变异叙事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可同时也暴露了莫言言说的不严谨乃至认识的误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红楼梦》、《阿Q正传》等并不带有或少有莫言所说的“气味”的经典小说，难道还不如带有浓重乃至呛人“气味”的《丰乳肥臀》好？

当然，被莫言视为文学“圣经”的感官叙事，如果运用恰当，确实能产生令人震撼的文学效果，比如莫言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就是这样佳作，只可惜莫言后来过于文学自信，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感觉与想象毫无节制，而在感官叙事的歧途中越走越远。很多读者都惊奇于莫言满纸鲜活怪异的感官描写，但对莫言的感官叙事最为激赏的恐怕当属学者刘再复了，他用“生命”一词来形容莫言的感官化小说：“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的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3-4）刘再复算是现今肯定莫言的声浪中重量级的学者了，今年4月他还专门出版了《莫言了不起》一书，可见他对莫言评价之高，甚至带点狂热了，而且以这样的标题为书名，实在是过于冲动了，有失学术著作的基本品质。##end##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刘再复又进一步阐释了莫言的“全生命写作”：“莫言不是用头脑写作，而是用全生命写作。全生命包括心灵与潜意识，他的作品呈现的全是活生生的生命、活生生的人性。……莫言的宝贵之处是他彻底醒悟了，而且最彻底地抛弃教条，最彻底地冲破概念的牢笼，让自己的作品只磅礴着生命。他的小说是‘生命爱恨’、‘生命呻吟’、‘生命挣扎’、‘生命喘息’、‘生命强悍’、‘生命脆弱’、‘生命狂欢’、‘生命悲哭’、‘生命神秘’、‘生命荒诞’、‘生命野合’、‘生命诞生’、‘生命死亡’、‘生命野性’、‘生命魔性’等生命现象的百科全书。”#（81-82）刘再复是我一直敬仰的学者，但他对莫言如此击节叹赏，我还是很惊愕。我承认莫言的感官叙事能力很出色、独特，说其是空前绝后的，也不为过，可是在他的作品中实际呈现的往往是感官叙事的泛滥与细节描写的臃肿，更为致命的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很难找到人物心灵的深厚内涵，而达不到刘再复所标立的“全生命写作”的理想境界。当然，刘再复也不是有意拔高莫言，他对莫言作品的体验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他没有误读莫言的话，那么将《红楼梦》等传世之作置于何地就将成为难题。

另一位将莫言的感官叙事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学者陈思和。他早在1987年对莫言的感官描写就有过细致的思考：“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像左拉那样，片面强调人的生理性，但在整个文学创作中，我们不仅关心人的社会性，而且更关注人的生理性，我觉得这在对人的整体性认识上，没什么大错，关键在于写得好不好。《红高梁》中这段写得是有点恶心，但这是否就算艺术上的缺点？过去我们受到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很大，比如刚才严锋说的赛马，如果你以作品情节发展为中心，托尔斯泰确实写得比左拉好。但我觉得左拉的作品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413)陈思和是肯定莫言的感官叙事的，并且运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在25年后莫言获诺奖之际，他又作了进一步概括：“我之所以从左拉开始谈起，是因为左拉的人生和创作标志了两种对理想的不同演绎可以同时存立：前一种理想倾向于人类对于美好未来的勇敢追求和斗争精神，而这个美好未来的标准既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一种被确认的原则，在多元角逐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这一原则在不同政治语境下也被赋予了多元的解释；而后一种理想倾向于对于人的生命元素及其文化历史的追寻和发现，歌颂人的生命力量，并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描写来认识人性，充分肯定人应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掌握自己命运，而不是消极地被拯救，这种追求更多地倾向于人文的理想和文学的理想。应该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实践，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倾向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尊重并且有所反映。这次莫言的获奖表现了这一点。莫言的创作无疑是属于后一种理想倾向的传统。”%（108）陈思和对两种理想主义的界定无疑是颇有见地的，可是莫言的创作是否真的“属于后一种理想倾向的传统”，应该还有待商榷。

就像不少人喜欢拿魔幻现实主义来套莫言小说一样，其实莫言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实在有限，莫言自己曾坦言，他直到2007年才真正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前他只看了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给莫言最大的启示就是，福克纳可以创造“约克纳帕塔法县”，他也可以创造文学的“高密东北乡”，虽然同样他至今也仅仅是看了《喧哗与骚动》的开头几页。显然，莫言跟当年的那批先锋新潮作家一样，他们学到的只是诸如形式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皮毛而已，而无法真正吸收卡夫卡、加缪、贝克特、马尔克斯等伟大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人文精神，因为中国作家难以具备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结构，就像一般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一样。莫言的作品具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外衣，而难以拥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内核，魔幻叙事仅仅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段，而在中国作家这里却几乎成了目的，导致这种文学“南橘北枳”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本文第二部分将要论述的作家思想资源问题。

相比于刘再复与陈思和，莫言的同学加老友朱向前可能对莫言看得更真切一些。早在1993年，当“莫言病”日趋严重的时候，朱向前就撰文提醒好友：“他早先创作中暴露的那些缺陷，如感觉的炫耀、泛滥乃至重复，语言的毫无节制，狭隘激愤情绪的喷吐，为审丑而审丑的癖好，等等，都加倍触目惊心起来，几乎成了此一阶段最鲜明醒目的莫言烙印，使作品变得空前地迷狂、偏执、紊乱和晦涩。”&（74-75）朱向前一直追踪并批评莫言的创作，并很早就预言莫言会获诺奖，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吹捧，而是力求真实地评价莫言，他多次用“大河滔滔，泥沙俱下”来形容莫言的创作，在莫言获得诺奖后，他又作了这样的概括：“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丰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192）

且不说莫言“泥沙俱下”的作品中“泥”与“沙”的比例，只就朱向前对莫言的这个最新评价来说，乍一看，这个一分为二的评价很是得体，但同时也透露了朱向前评价时的某种犹豫、矛盾甚至吃力。首先，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也未必就是一个丰富的作家，因为作品中除了感官叙事的一次次重复，那些面目模糊的人物、东拼西凑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被忽略。其次，一个不是理性的作家，却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这多少有点牵强，文学史上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深邃”是评论家赋予的，还是读者在莫言作品的字缝里找到的，也许莫言就是唯一的特例。最后，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更不会出现一个完美的作家，所以说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等于没有说，因为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作家，最关键的是，现在就肯定莫言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否有点操之过急，还是像其他作家一样，让时间去盖棺定论为妥。

二  “中国作家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

莫言最大的文学缺陷就是其思想的浅薄与苍白，这一点连德国汉学家顾斌都看得非常清楚。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莫言那一代人基本上成长、生活于一个近似于文化真空的时代环境当中，难以吮吸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汁液，而普遍患有严重的思想缺钙症、文化贫血症。莫言高小毕业，后来因参军而有机会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大专班，但他的发展重心依然落在小说创作上，而没有恶补思想文化，这成为制约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严重瓶颈。更为糟糕的是，直到如今，莫言对自己的这一致命硬伤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引以为荣，而固步自封。

正因为莫言以没有思想为荣，所以当他在访谈或演讲中谈到作家的思想问题时，总是贬低作家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与地位，而为自己擅长的感官化叙事进行辩护。2004年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莫言集中表达了自己有关作家思想储备的问题：“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乏思想，我认为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你不能从思想出发来写小说，你得从人出发来写小说；你不应该从感性出发来写小说，而应该从感性出发来写小说。”'（343-344）

这段表白已经足够说明莫言思想的肤浅与偏激。首先，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不是思想太多了，而是缺乏深刻的思想，无论是博大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还是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都很隔膜，杂乱而平庸是他们思想的共同特征。其次，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是难以写出真正富有思想性的作品的。我们无法想象是，如果曹雪芹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谙熟与感悟，能写出不朽的《红楼梦》；如果鲁迅没有对国民劣根性的真切体认，能写出传世的《阿Q正传》；如果卡夫卡没有对西方文化的透彻体验，能写出惊世的《变形记》。最后，文学创作主要是形象思维的参与，但离不开作家思想的导引，是理性与感性的有机融合。文学要用形象说话，但感觉及想象的抒写主要还只是手段，思想情感才是文学的内核与真正目的，而且是有深度的思想与高尚的情感，这就是强调作家精神素养的根本原因。思想与形象是文学腾飞的两翼，缺一不可，这是千百年来无数优秀作家所共同体现的文学基本规律，所以思想欠缺的莫言，由于一味强调感官叙事，就像一架失控的飞机一样，除了惊险骇人，而终难成正果。强调文学的感性与形象没有错，前提是作家要具备相当的思想素养，否则，真是疯了。

关于思想与形象的问题，莫言其实一直也很纠结，可是他至今还是没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一个伟大作家的重要性，去反省自身的思想素养缺陷，而是纠缠于创作中思想与形象的先后问题：“作家的思想最终还是要落到形象上，从形象出发，先有形象，然后再有思想，有时候也不那么具体。我们构思一个作品，产生一种创作冲动的时候，肯定先是有故事情节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出现，我们会感觉到某些细节或者某些事件，它本身具有一种非常深厚和广阔的可能性，未必会想得特别明白。反之，一个作家的思想非常明确，而且要把这种明确的思想在作品里面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会伤害一部小说的艺术质地。”(（132）莫言如此总结的创作经验，几乎等于否定了曹雪芹、鲁迅等伟大作家的创作。是的，一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有时候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某个细节或事件，但一部高质量作品的最终完成，却离不开作者深厚的思想储备与生活积累，为什么面对大致相似的世态人情，只有鲁迅能写出《阿Q正传》，是因为鲁迅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深邃目光，这就印证了罗丹的一句名言：“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为什么一般人发现不了美，是因为我们不具备发现美的思想与精神素养，所以作家的眼睛即思想品质决定了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个作家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创作对象，却希望读者从中有多么大的收获，岂不是自欺欺人。

思想是文学形象思维的灵魂，深刻的思想是高质量创作的有力支撑与保证，离开了思想强大且潜移默化的导引，文学写作岂不真成了胡言乱语，所以深刻而明确的思想怎么会伤害一部小说的艺术质地呢？当然，在具体写作时，思想是必须让步于形象思维的，但这并不能削弱思想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在正式动笔之前的构思阶段，素材的取舍，情节的铺排，结构的设计，语言的风格，叙事的视角，主题的凝练等等诸多方面都是对作者思想品质与艺术能力的考验，真正做到了胸有成竹，方能下笔如神。

面对争议，莫言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信条。2005年莫言在香港的题为《我怎么成了小说家》的演讲中说道：“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这里，莫言继续强化着自己的错误认知，过分夸大感官叙事在小说创作中的分量。感官的细节描写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本末倒置，而莫言恰恰犯了感官叙事泛滥症，不顾人物的具体情况，不管对塑造人物形象有无帮助，他笔下的人物始终都像打了兴奋剂，沉浸于颠颠倒倒、离奇癫狂而漫无目的、漫无边际的感觉世界里。

莫言的《生死疲劳》从动物的视角来进行叙事，而有机会让莫言的感官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佛教元素只是他感官叙事的框架与工具而已，跟佛教精神毫无关联，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历史背景等等也都从属于他的感官叙事，真是一切从感性出发，最终也归结于感性，在通篇感官叙事的狂轰滥炸之下，读者试图找到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主题的努力恐怕都是枉然的。与之相反，我们看到鲁迅有节制的感官抒写是怎样打动人心的，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头的一段经典描写就是这样的：“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这里的描写包括了视觉、听觉、甚至味觉，但鲁迅没有滥用自己的感觉能力，运用“不必说……也不必说……”这样的巧妙句式，只是点到为止，却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成为最具文学魅力的一段文字之一。其实人人都具备神奇而独特的感觉能力，作者不应以自己的感觉去代替甚至遮蔽读者的感觉，而是应该以精当的描写去激活读者的感觉能力，同时赋予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不是像莫言那样拼命地以臃肿的细节描写挤压甚至堵塞读者的想象空间，这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再比如《社戏》中的一段经典描写：“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这里鲁迅写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甚至幻觉联想，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孩子纯净而渴望尽快看到社戏的天真童心，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让莫言来写这段情节，该是怎样的大煞风景。    

白描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鲁迅深谙其中的奥秘：“白描却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112）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又进一步解释道：“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了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62）文学的世界推崇百花齐放，允许风格的多元化，有写意传神的白描，也有浓墨重彩的写实，可是一切都要适度，把捏好分寸、火候，才是艺术的关键与真谛，而莫言过于执著、放任感官叙事，已经走上了艺术的歧途而不自知，他勤奋创作的一部部作品只能成为文学的怪胎，而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在令人惋惜。

三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是一个坦诚的人，这是他的一点可爱之处：“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138）这是莫言的实话实说，他的小说充满了吃喝拉撒、声色味触，可谓俗气冲天，要他去写《红楼梦》、《阿Q正传》、《边城》、《变形记》那样的高雅作品，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莫言的也有狡猾的一面，他一边谦虚谨慎，一边又为自己的独特创作寻求更大的理论空间与价值地位，甚至要人们相信，他的创作模式才是文学的正宗，这就是他大唱“作为老百姓写作”这一论调的出发点与根本目的。

思想文化与理论素养是莫言的弱项，为了给自己的作家身份增加砝码，他多次强调自己是“素人作家”：“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型，还有一种，像台湾说的，叫‘素人作家’。我更多地还应该是素人作家，靠灵性、直觉、感觉性和生活写作，不是靠理论、知识写作。”'（489）这样的分类固然有一些道理，但是没有哪个作家是仅凭理论与知识写作的，何况历史上大多数作家可以说都是素人作家，少数作家兼有学者身份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莫言自己缺乏理论素养，所以就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学者身份，觉得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之间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我们知道，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之间确实是存有相冲突的一面，但也有结合得很好的例子，比如鲁迅，一面搞研究教书，一面创作，相得益彰，成绩都很突出。所以，作家的根本分野，不是学者型与素人型的差异，而是有思想与没有思想的区别，伟大的作家拥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作家只有浅薄的思想，而超强的形象思维是所有作家的共性，否则就不能成为作家了，当然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又属于形象思维特强的个案了。

在莫言的思想中，总是存在着种种的对立，思想与形象，历史与现实，民间与官方，老百姓与精英，政治与文学等等，常常被这些对立牵着鼻子走。其实，作家完全可以超越这些表面的对立存在，而进入更深的层面，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只是通过人性的抒写、人物的塑造去剖析社会、演绎文化，而无需去考虑以什么身份写作以及为谁写作的问题，他的作品是面向所有读者的，知音也好，误读也好，小贩也好，宰相也好，能读懂、接受多少算多少。真正的文学是超越等级、阶层、阶级、民族甚至时空的，不存在为老百姓的写作，更不存在为社会精英的写作，所以“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作品，我们现在去看依然很受用，外国人也喜欢看，后人还要看，显然，文学是不可能贴上某一群体的标签的，否则肯定是冒牌或低劣的文学。

莫言反对“为老百姓写作”的提法，主要原因还是为他本质上的农民身份辩护，虽然他是个作家，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可他的心态与见识其实比普通农民高不了多少。莫言骨子里反对崇高与伟大，也不相信有崇高与伟大，认为天下人都和他一样：“‘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这就像说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样，听起来很谦卑，很奴仆，但现实生活中的官员，根本就不是那样一回事。如果当了官真的就成了勤务员，就成了公仆，那谁还去当官呢？还跑官要官干什么？”"（265）莫言2001年10月在苏州大学演讲中的这一席话，已经充分展示了莫言思想境界的真实状况。

自古以来，就不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感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到创作“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司马迁，再到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再到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曹雪芹，还有秉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现代斗士、“民族魂”的鲁迅，这样具有崇高人格的伟大灵魂，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虽然相对于社会全体来说，他们永远是小众，但他们确实是超越于普通人之上，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权力、地位高高在上，而是说他们的人格堪称世人的楷模，他们的《离骚》、《史记》、《红楼梦》、《阿Q正传》等等这些或从正面歌颂真善美或从反面抨击假丑恶的伟大作品就是能够起到丰富生命、启迪人生、净化心灵的巨大作用，而永远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抗拒假丑恶。这些人绝不是莫言所说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以身作则，引领世人，去创造人间的美好未来。

同样，莫言不相信存在真正的“人民的公仆”，显然也是相当短见的。我们承认，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确实很多，但不能以偏概全，就否认“人民的公仆”的存在，且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古人境界，也不说周总理等老一辈仁人志士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就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廉洁奉公的官员其实还是有的，虽然可能也是少数，但正是这些小众才是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否则人类还有何未来可言。一个人可以是卑微的，但不应该卑劣到以为天下人都跟他一样；一个作家可以觉悟平平，但不应短视到认为天下就没有高尚的作家。

莫言推陈出新，提倡“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看上去很美，其实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莫言认为，“作为老百姓写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265-266）。一个作家除了想象力、形象思维要超过一般人，他的眼光更要比一般人深邃，他要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然后又能形象、艺术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来，这就是作家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作家的心灵肯定要比一般人更敏感、更丰富、更深刻、更慈爱、更有智慧，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作家，如果一个作家都不能比一般读者高明，那我们还需要这个作家干什么。至于作家是否比笔下的人物高明，那要看具体情况，鲁迅写阿Q，当然鲁迅要比阿Q高明，但如果我们去写鲁迅，当然是我们不及鲁迅高明，所以莫言说作家不能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实在让人费解。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具体写作时是不能分心于作品的思想倾向什么的，而以形象思维为主，可是这并不代表动笔之前也不要考虑作品的思想倾向，但凡伟大的作家不是抛弃思想与理性，而是善于用形象来表达厚重的思想。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意思，其实就是作家写作时不要作思想倾向的判断，这是符合文学创作活动实际的，但是他要作家装糊涂，而不认为比读者甚至笔下的人物高明，这种完全抛弃理性的做法，也许只有他莫言可以做到，而且这样创作的小说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一个疯狂、迷乱、扭曲的感官世界而已，与那些理性照耀下的经典作品难以同日而语。

偏执的思想导致莫言“妙语连珠”，他说：“‘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266）这话放在莫言自己身上，确实非常合适，因为他跟那些手艺人一样，都是拥有一项娴熟的技艺，而且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他不是编织篮筐、砌墙或雕花，而是睁着眼睛做梦。可是如果要把曹雪芹、鲁迅这样的作家也仅仅看作是手段高明的手艺人，我估计谁也不答应，当然莫言除外，因为技艺与真正的艺术固有相似的一面，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就是鲁迅可以去做一个泥瓦匠的活，而一个再高明的泥瓦匠也干不了鲁迅的活，主要原因就是泥瓦匠难以具备鲁迅的深邃思想。莫言只看到技艺与文学艺术相似的一面，而忽视乃至否认二者的本质区别，把艺术创作降低到手艺的地步，实在是天才的发现了，非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因为自己思想的贫瘠，就极力排斥思想，乃至否认理性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一味纵容自己的感官能力，且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种创作的合理性、先进性，甚至奉之为文学创作的正途与至高法则，这种欲盖弥彰的滑稽剧竟然赢得了满堂喝彩，而且这部“皇帝的新装”还会更加隆重地上演下去，因为莫言获得了诺奖。

结语：“诉说就是一切”的“讲故事的人”

其它莫言关于创作的诸如“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恋爱更美好”之类的“惊人之语”本文就不一一例举了，总之，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莫言一发言，我们就会发愣，因为他总是坚持“诉说就是一切”的创作原则：“诉说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在这样的语言洪流中，故事既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语言的副产品。思想呢？思想就说不上了，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52）所以，莫言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他那是在忽悠我们，诉说本身才是莫言的根本目的，而诉说的内容倒是其次，因为莫言从诉说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快感。

李建军一直是莫言批判小众队伍的主力，他在莫言获诺奖后，写了《直议莫言与诺奖》的长文，一吐为快，其中有一段不敬之辞尤为痛快淋漓：“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定势可能做或愿意的事。”,（27）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在莫言面前都失效了，中国文学因莫言的出现而频频失语，也许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莫言远远超越了我们理解的极限。刘再复高呼“莫言了不起”，可我觉得莫言除了感觉与想象能力了不起，其它没什么大不了的。莫言写过《生死疲劳》，我们期待着，莫言的感官叙事什么时候也会出现疲劳。

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而言，当然是利大于弊，但中国人应该像莫言那样淡定，不应丧失了泱泱文学大国的自信与风度。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方绝对比中国强，可在人文艺术领域，中国人根本就无需自卑，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么多杰出的诗人、作家面前，诺贝尔文学奖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是，据报载，《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因莫言获得诺奖而即将修订，并打算让莫言享受专章评介的待遇，而与鲁迅等大家平起平坐。这就显得有点不够淡定了，中国的文学作品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真正说得清楚，西方人的感觉往往隔了不止一层，仅可供参考而已，千万不应太当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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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前，莫言：诺奖的荣幸[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12

'莫言，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张清华  曹霞编，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1

)莫言：我怎么成了小说家，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发表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5ec6501016uhk.html

*林文光编，鲁迅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12

+林建法编，说莫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1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J].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