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4年基督教新教被介绍到韩国之后，其逐渐发展为有着九百万信众的最大的宗教形式，几乎占到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韩国天主教的发展情况一样显著。天主教1784年传入朝鲜，其后几乎遭受了一个世纪的迫害，期间达八千多天主教信徒殉道，但从朝鲜开阜后稳定增长，至今成为在韩国继佛教、新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韩国天主教从上世纪80年代后迅速增长，目前已经有四百万左右信徒。新教和天主教信徒总数加起来可以占到韩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基督教在韩国的兴盛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何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被韩国社会广泛接受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即可概括为基督教的认同问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韩国基督教认同中的特殊现象，也就是基督教与曾在韩国得到广泛接受的佛教、儒家都面临了同样的局面，即其与韩国本土萨满教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是对佛教的认同、儒家的认同还是基督教的认同，都有强烈的萨满化特征。那么，什么是萨满教、韩国萨满教的特点如何、其在佛教、儒家、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中发挥何种作用，就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问题。所以本文先讨论萨满教，再来讨论认同的问题。

一、萨满教及其一般特征
很多世纪以来韩国的统治者们都以消极的观点将萨满教视为民间宗教形式，但近年来对萨满教的看法有所积极的变化，人们更普遍地将萨满教作为一种和韩国民族之根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象征加以看待，同时萨满教也成为了韩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其可能已经在朝鲜半岛存在了几千年，由此更为韩民族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
朴钟锦在《韩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分析》 把韩国各大宗教之间的互补关系概括为一种“三层同心圆模式”，“萨满教居于最核心位置,因为它是固有宗教,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因而是深层而隐性的。儒教、佛教居于第二层,虽是外来宗教,但它在韩国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韩国传统文化因素,因而早已与萨满教一同构成了韩国文化的传统部分。儒教、佛教对韩国人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伦理道德规范和人生观等具体的生活方式方面,因此,它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显性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位于最外层,因为作为外来宗教,它的作用,如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尚停留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表面、外围的层面上,还没有渗透到韩国的人伦关系里。而且,因其排斥韩国传统文化,故一直没有摆脱掉外来宗教的形象,离韩国化还相差很远。”这个同心圆模型的优点在于非常直观地显现了韩国宗教的多元化，其缺点则在于仅仅将萨满教看成一种“深层而隐性”的文化，而没有看到萨满教显性的一面，萨满教显性的一面，恰恰是通过佛教、儒家、基督教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有形的萨满教之外，还有一个依附于其他宗教发挥作用的无形的萨满教。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萨满教的出现大概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特别是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黑海沿岸的欧亚大草原的广阔区域，从史前时代流传至今。孟慧英在其《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中认为，“萨满教是各民族适应北方自然生存条件创造与积累的文化成果，是广泛分布于北方区域的原生性的宗教文化形态。” 所谓原生性宗教，既区别于佛教、基督教等创建性宗教，也区别于原始宗教，萨满教是自发产生，从史前史延续到近现代，往往有成文经典，这与一般所谓的原始宗教是不同的。一般认为，朝鲜民族最早是当今中亚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高加索人种和亚洲人种混血而成，后来东迁到朝鲜半岛的，因而其一开始继承了欧亚草原上的萨满教信仰。萨满教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论，相信所有事物都有着其灵魂。其关注的是神灵世界的存在以及人对神灵的一种关系，这些神灵对人们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和所有人是息息相关的。萨满的本意就是“知晓”，能与神灵沟通，是中介者、治疗师、先知、祭司以及人神之间的斡旋者。他们有能力进入一种出神癫狂的状态，可以直接和神灵进行接触。韩国萨满大都属于善良神灵引导下的白巫，他们在宗教实践中多是对付和控制恶灵，驱除他们离开人们，让人们远离魔鬼。
萨满教有以下两个特点直接影响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1、神灵体系的开放性；2、氏族的狭隘性。韩国萨满教有非常多的神灵，韩国萨满教信徒信仰神灵众多，总共有273个神。韩国民俗学者金泰坤先生将这些神灵分为四个类型，即社区神龛上的仪式神、一般的家庭神灵、村庄宗教仪式上的神灵和每个家屋里的神灵。也有按照自然神、人神来进行分类。归于自然神的有：地神、水神、山神、天神，所有神灵都与日常生活相关。归于人神的有：将军神、国王神、佛教神、道教神、巫堂祖先神等。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很多神灵来自外来文化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创造出来。这就是其神灵体系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有利于朝鲜民族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以“知晓”为本意的萨满，确实可以“知晓”各种各样的神灵，无论是旧神还是新神；但另一方面，萨满教产生的时代，是一种氏族社会的时代，而氏族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狭隘性从一开始便是萨满教的固有元素，加之朝鲜半岛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闭关锁国，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样一种狭隘性。虽然氏族社会本身已经在历史长河中为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这种狭隘性却并未丧失，只是转化为了一些更为“无形”的状态。如果说神灵体系的开放性是韩国萨满教有形的一面的话，萨满教天然的氏族狭隘性则成为韩国萨满教无形的一面。这样开放和狭隘并存、有形与无形共同作用的特征，就构成朝鲜民族在外来文化认同上的鲜明特点：通过认同达到区分，通过接受达到排斥。

二、佛教与儒家在朝鲜民族的认同形态
无论是佛教、儒家还是基督教，在其自身产生的文化土壤中，都是完满自足、全体大用的。而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却都面临了萨满教的有力渗透和改造，这一点是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孟慧英就曾认为“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一方面，萨满教经历了复杂的变异过程；另一方面，在一些民族中，萨满教终于抵挡不过外来宗教的猛烈冲击，让位于外来宗教。”又“萨满教在同其他宗教发生接触或碰撞时，曾经发生过强烈的抵触和冲突，但是由于统治者接受了外来宗教，有的民族统治者转而对萨满教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治手段。”就历史表面的史实和现象来说，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但所谓“让位”、“抵触”、“冲突”，都只发生在萨满教的有形部分，而在无形的萨满教那里，佛教、儒家、基督教却都无可避免地让渡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力量，而只保留其在外在的社会伦理、政治制度设定方面的价值。犹如移植一棵树，枝干还是这棵树，但吸收的养分能量却是另一块土壤的，原本全体大用的整体，现在只得其半。外来文化在朝鲜半岛，剥离了原生土壤的肥力，而借新的肥力获得滋养，这种新的肥力，就是萨满教。但萨满教的问题则在于，其肥力本身有限，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只能专注于单一文化的滋养，因而其中的排斥性就不时表现。
我们先来看佛教在朝鲜民族的发展。公元四世纪时，佛教思想从中国传入到朝鲜半岛，此时正值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先后接受了佛教并传播开来，其成为了朝鲜半岛普遍的宗教。七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朝，吞并高句丽、百济两国，建立统一王朝。尽管新罗主要宗教是萨满教，但佛教的发展如日中天。935年，高丽灭亡新罗，佛教成为国教，迎来了其在朝鲜半岛的黄金期。因此，到十五世纪李氏朝鲜建立之时，佛教一直是韩半岛的主导性宗教。韩国佛教尽管传自于中国，但其与萨满教在神灵体系的开放性上则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其本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萨满教的因素，吸收了萨满教神灵的崇拜形式，使佛教变得神秘化。韩国佛教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了这样的发展：即信仰上的融合和实践礼仪的吸收。极乐世界的概念、行善积德的修行法门，和萨满教的神灵世界融合在了一起。萨满教式的佛教徒认为，行善可以让一个人在此世和来生都得到祝福。健康、财富以及众多子嗣这些世俗的祝福都可以在来世得到。很多时候，韩国人同时进行萨满教和佛教的崇拜实践。比如，在很多佛教寺庙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在同一间庙堂之内看到佛陀和山神的造像。在韩国佛教的불공（Boolgong）即“供奉”中，其将佛教的意识和萨满教的驱魔结合在了一起。佛教中供奉的最初目的是鼓励修持者的自律和自控，以促进修持中的冥想力度。然而，供奉却更加鼓励了人们为获得在此世的救赎和来世的幸福而和神佛之间进行物质上的交易。为了免受魔鬼和坏运气的干扰，人们还加入了萨满教的各种祷告方式和神秘化的礼仪形式。比如，他们供奉之前必须首先在黎明或者午夜时分用冷水洗浴。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这般禁欲主义的修行方式，供奉也就会是无效的。尽管佛教思想是人死之后仍然处于六道轮回之中，但韩国佛教徒却认为通过供奉，他们死后的生活依然可以像前世一样得到满足。在这样一种佛教和萨满教的融合中，一方面双方的神灵体系相互开放，但在另一方面，融合的过程中其实包含了对佛教某些重要观念的排斥。神灵的力量归萨满所有，但佛教理念的教条却遭到选择性地处理。
朝鲜半岛的历史常常是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时，便确立一种新的宗教为其主导。新罗时期，由于佛教直接学习唐代各宗派，思辨意味较浓，虽兴盛却并不深入。高丽时代佛教成为主导的宗教，注重实践的禅宗和易于转播的净土信仰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而到了李朝时期，对佛教却大力打击。从15世纪李氏朝鲜建国开始到上世纪初结束，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不仅影响了韩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也被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们接受，变成了韩国人信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影响着他们的传统。在萨满教那种无形的狭隘性却在此时爆发出来，李朝不仅拒绝佛教继续作为王朝的官方宗教，也试图通过没收寺庙财产、严格控制僧人数量的方法来抑制佛教发展。广义上说，在抑制佛教这一表象背后，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要多于宗教的方面。在政治上，佛教是前朝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支持者，因此新的王朝必须远离佛教；在经济上，新王朝需要通过没收寺庙的大量财产作为其新王朝的政治佣金；在社会方面，由于佛教在高丽王朝大行其道，新王朝建立新的社会图景的需求促使他们要扫清前朝的佛教“余孽”。李朝开国时期的这些动因，使他们采取了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并且长期固定下来。
随着佛教遭到驱逐，萨满教也在李朝时期遭到了抑制。在那个时代，佛教和萨满教完全被边缘化，被推入社会的角落。在朝鲜时代早期的十五和十六世纪，儒教理学被尊崇为朝鲜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和礼仪标准。首先接受儒学思想的是两班贵族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坚持以儒学思想作为文明行为的标准是维护他们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为维护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政府将地方宗教崇拜的各种形式都控制于其统治之下。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萨满巫师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儒学所倡导的文明概念和萨满教礼拜形式是完全不相容的。于是，各种萨满就失去了曾经在如官方的求雨祈福等礼仪形式中的地位，变成了受压制的对象。但如果说佛教和萨满教对韩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多，这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仍在社会底层阶级中以个人信仰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尽管它们在官方上是受抑制的，但却深深根植于韩国民众之中。尤其是萨满教的影响更普遍，即使在宫廷皇家也是存在的。
韩国学者崔俊植曾认为“儒教在东方宗教中是最具排他性的教理” ，才致使佛教和巫教在韩国历史上屡遭迫害。但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儒家本身并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文化，这种排他性其实出自于萨满教文化传统中的氏族狭隘性。只是这种狭隘性却是借着确立儒学的方式展开的。政治方面的考虑，是这一排斥性的有形方面，而其无形方面则是，儒学脱离了中国本土的土壤，在朝鲜半岛必须让渡其完整地架构，以满足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李朝时期驱逐的萨满教，只是一种有形的萨满教，并且这种萨满教在事实上仍然广泛存在于宫廷和民间。萨满教的神灵体系虽然被排斥，但神灵所具有的神力却被统治者收归己有，并借助儒学的形态表现出来，统治者成为穿着儒学外衣的大萨满。而随着儒学伦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这种新型的萨满形态也就进入家族内部，其氏族的狭隘性转变为家族的狭隘性，氏族萨满变成家族萨满。相比之下，佛教虽然能为萨满教提供一个较为有形的神灵系统和仪轨，却无法使萨满的身份转换形态，而儒学恰恰提供了这一点。那么借助儒学排斥佛教、有形的萨满，恰恰正是萨满教本身成长的需要。这也正是通过认同达到区分，通过接受达到排斥的更高级阶段。
作者姓名：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