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生成和构建的三维逻辑

[摘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思想。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是其它两重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本源性自信、延展性自信和终极性自信是支撑“理论自信”的三个重要维度。三维的协同弥合及其在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推进中将使“理论自信”得以最终构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本源性自信；延展性自信；终极性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思想。“三个自信”思想的提出，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深度认知、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特点的深刻把握、对自身奋斗历程的科学总结、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对未来走向的坚持笃定。当前，“三个自信”思想无疑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概而论之，主要有这样两个阐释思路：其一，“三个自信”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三个自信”之间的“一体三位”或“一体三面”的关系。客观而论，上述两种从正面直接阐释的思路对整体理解和把握十八大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铺设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自信”建树的根基问题、“自信”度的提升问题、“自信”的社会和精神融入问题等等，理应成为把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的视角。为此，本文以“理论自信”为研究对象，以期深化对“自信”问题的研究。

一、前提性的本原自信

任何理论和思想，都有其产生的本原，若与其产生的本原失去联系，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言，亦是如此。因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本原及对本原的认知和评价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究到“理论自信”的源头，这即“本原性自信”。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原的认知和评价就成为支撑“理论自信”的初始源头和根基。毋庸置疑，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最切近的本原。可以说，作为本原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的规定性。在此种意义上，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①]。透过此文本，全世界无产者看到了解放自身的希望和路径，并自觉地以之为指引，进行现实的革命和斗争。回顾历史，放眼全球，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其内含着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普遍原理，虽历经磨难，但已确实与各国实践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结合，并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创新性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需要。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一文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1](P407)；其二，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块科学的理论基石，从而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上。##end##

从理论形态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主要包括理论基础、理论核心和理论指向三个部分。理论基础即支撑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P741)这种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置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的变更中，置于“时代的经济学”中的思想，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进而，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了用以阐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P548)所谓“理论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内核——“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现，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P551)无法避免，因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P43)客观分析，“两个必然”这一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原理，其它原理的建立都以其为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意识到，“两个必然”思想反映的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但“必然”不等于“自然”。接着，他们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对“两个必然”思想给以必要的补充、完善。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592)这两种思想的提出，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是必然前进性与偶然曲折性的辩证关系。所谓“理论指向”，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归宿——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435-436)“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p566)当然，除此之外，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问题、实现路径问题、关于东方社会走入社会主义的设想等问题，也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但非主要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由是观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绝不是机械的拼凑和组合，而是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建构起的内容丰富、逻辑严整的体系。基于此，虽在其发展进程中历尽磨难，但因其理论中所蕴含的真理思想和科学精神，时至今日，它仍是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理想信念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导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在建党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抱有坚定的“信任”，坚定不移地以其为路线基础、行动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p554)这里的“主义”即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深刻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5](p109)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依然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心，他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6](p382-383)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6](p382)“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6](p62-63)江泽民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7](p282)胡锦涛在18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规定：“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8](p34)这里的“它”就指马克思主义。

由上分析，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头的“信任”，并选择了以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述变化的呈现，集中到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原”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对其持有充分的“信任”。反过来，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又强化了对本原的“信任”（后文有述）。应该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原的充分“信任”才为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打下了坚实的前提和基础。

二、实质性的延展自信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本原的“自信”构成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对“社会主义”这一质的规定性的自信。进而，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德国的“土壤”中移植过来的，因而，接续的逻辑思路是，考察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成长历程，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给予的认知和评价状况，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探究到“理论自信”的延伸和发展过程，这即“延展性自信”。客观而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凸显的是“中国特色”。因而，与前提性的“本原自信”相比，“延展自信”更具关键性和实质性的意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而他们反复强调，各国的共产党人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具体特点和时代条件来发展和运用他们的理论，也即理论一定要延伸和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6年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这样批评德国人对理论的态度：“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10](p566)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1](p274-275)邓小平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3)因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是，针对民族国家的特点和时代的条件等因素而具体地、历史地延伸和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为重大理论创新和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接力探索中，党和人民日渐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和认同。当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及对未来的超前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表态。深刻总结历史，近代以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深入思考现实，国际形势仍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资本逻辑仍在支配着世界，国内处于社会的深度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加剧。为此，从政治上建树起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并以其为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旗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超前把握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而且，未来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因而，必须准备进行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毫不动摇、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

需要特别指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延展自信”的深度理解，还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两个重要维度。

其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研究的自觉和自信。从理论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9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研究”（主体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沉淀、升华和凝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性成果的不断涌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直面“中国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这一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改革开放，日益进取，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的创新性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正如李长春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所指出的，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进而，在18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由此可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现实，构筑起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并以此为范式来阐释“中国问题”[②]。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日渐清醒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而且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种要求，当然更应是他们的一种责任担当。

其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的。因而，在文化层面的觉醒、自觉和自信就构建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深层根基。

所谓“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概念，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应该说，文化上的自觉和觉醒对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而“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历史价值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的现实境遇充分认知，对自身文化的未来走向坚定信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互相关联、互为前提和基础。从深层看，“文化自觉”就包含着“文化自信”，并以“文化自信”为前提；反过来，“文化自信”又进一步提升了“文化自觉”的深度。基于此，18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充分彰显了执政党在文化层面上的自觉、觉醒和自信。

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充分建构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必然一个在理论与实践相互退移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觉和觉醒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社会生活的会逐渐变化和延展。与此相应，整个国家、民族和个人会逐渐在文化层面形成深度认同，并最终会自觉地、自信地和自豪地以扎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自的行动指南。

当然，对“延展自信”深度理解的两个维度间不是没有关联的，而是相互交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维度协同作用，共同作为支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延展自信”的基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上生长起来的。辩证地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信”是在文化的土壤中孕育生成的；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文化的认同，并建构起深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三、终极性的实践自信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9](p55)列宁也认为，“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动，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2](p398)可见，理论是在与实践的互动中生成并日渐走向成熟、完善的，而对理论的验证也是最终通过“实践”得以完成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起点。与此相应，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理论生成的最切近的现实基础[③]。因而，通过对这一实践状况的梳理和考察，就可以在更深的层级中探究到“理论自信”的支撑，即根本性的“实践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状况的考察，可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重要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极大地支撑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其二，从容地应对困难和挑战作为，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概而论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不足4千亿元增加到近50万亿元，年均增长10%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不足300美元提高到2480美元左右。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我国现已稳定地成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一员；经济实力显著提高，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从2002年的第6位，上升至目前的第2位；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据统计，1978-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分别达到7.2%和7.1%。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应该说，上述“历史性成就”就构成了“理论自信”建树的最坚实基础。30多年的伟大实践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正确性。

虽然“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极大地支撑了“理论自信”，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开创性的，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在前进的道路中必定会遇到困难、风险、挫折和挑战。而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对困难和挑战的方式、态度和行动中，也可窥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又一支撑维度。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国际形势风云变换，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改革任务异常艰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直面现实，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事件；冷静认识和处理国内外严重的政治风波；坚决制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制裁”；战胜洪涝等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坚定地破除国内深层改革坚冰，尝试解决深层的社会利益冲突和现实矛盾，等等。客观而论，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巨大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考验是严峻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退缩，而是团结奋斗，勇往直前，锐意改革，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地、信心百倍地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应该说，在沉着冷静地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极大地培育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至事业的信心和自信。

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只靠30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证实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还需要未来的实践提供持续的支撑，而“未来的实践”就在我们的脚下。因而，首先，应通过多种路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精华真正熔铸进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中，从而真正焕发出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自豪感；其次，以精神的力量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未来的实践”中创造出更大的成就。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一定也能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并通过未来的实践成就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还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在并还将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因而，以时代条件为依据，在中国的“社会实践”推进过程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升理论的认识境界和水平，能够强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辩证考量，通过本源性自信、延展性自信和终极性自信三个维度的协同弥合，共同作用，一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树起最终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但作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决不是绝对性的终极真理，它是变动的、开放的、相对的。因而，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于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对话、交流和碰撞，吸取实践经验，提升理论认识，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层级会因其走向“世界性”而会大幅提升，因为这种“自信”既不是妄自尊大的价值观自负，也不是没有根基的自我保守。若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国内，而必定会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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