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西方文化观与时代价值[①]

[摘要]当今世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态格局。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以学习引进为主、借鉴摒弃并举、以批判抵制为主的三个历史阶段。他既大胆借鉴西方器物、制度和观念文化中于我有益的进步文化成果，也坚决摒弃其落后腐朽的东西。创造了秉持开放的胸怀、谨慎的态度、引进改造西方文化；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借鉴西方文化为辅助的文化链；甄别文化的阶级性、遵循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共性规律等借鉴摒弃西方文化的宝贵经验，对我国当前着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早日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

在全球文化日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大众与精英等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态格局下，中华文化要想被世界认同，就必须继续“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既有机整合中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世界文化融合发展；又努力改造中西方文化弊端，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积累了吸收摒弃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成败经验，为我国当前如何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冲突等问题提供了借鉴启示。

一、毛泽东西方文化观的产生、成熟与回归的历史轨迹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对“要不要”和“怎么样”学习西方文化的回答并非始终如一，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自信到自信的发展完善又回归倒退的复杂过程，不断建构出他褒贬相融、成败交织的西方文化观。

（一）产生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以学习引进西方文化为主

早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对中西文化的优劣做了详细对比，并通过自己对中国落后社会现实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取西方文化之所长、补中国文化之所短、在融合中西文化优点、批判地继承和彻底改造传统文化中重构中国新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与中国封建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确有其进步性。“近顷略读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2]随后，深受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和杨昌济等人文化观影响的他，研究重点由国学不断转向西学，清醒认识到：西方文化虽“比我们要高”，但也有其落后性。“怀中先生(即杨昌济)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3]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他广泛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初步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综合分析和全面比较中、西、马三派文化观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西方文化观。

（二）成熟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借鉴摒弃西方文化同时并举

究竟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是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时代难题。“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和“中国文化本位论”是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主要观点。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尤其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及时转变文化策略，准确将中国文化战线分为“五四”前和“五四”后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前有进步性，到“五四”后则比其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它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英勇进攻，具有进步性。他并多次强调：西方文化有所长亦有所短，一味照搬和盲目排斥都是不对的，而应“分析批评”。先“分析”，“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再“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4]，有原则的加以区别。并通过抗战的文化实践，有力得出：“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极大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进步和繁荣，成功实现了他由新文化运动时希望通过文化改造来塑造新型国民、进而改造社会的文化革命转到了政治革命，而文化革命却只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和舆论准备，创造了毛泽东西文化观发展历程中最完备、最成熟的阶段。可惜的是，建国后他并未按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论来指导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对早期西方文化观的错误回归。

（三）回归阶段：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时期，以批判抵制西方文化为主

新中国诞生后，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发生了根本变革，而文化领域却基本上是旧时代培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天下，他们中的多数人仍带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印痕，与社会进步存在着明显落差，使毛泽东产生了强烈不满和焦虑之情。怎样对这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重建，成为他思考的重点。通过1952到1954年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运动，马克思主义已被强制移植到这批人的头脑中。这种移植既有必要性，但因其“洗澡”过程中一些“左”的做法和“人人过关”的残酷批判形式，极大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心，使西学的进程严重受阻。

虽然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6]一度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短暂春天。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伴随着“左”倾意识和“头脑发热”的严重化，他在思考文化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在批判封、资、修运动中，强烈抨击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和精神污，严厉指出：“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进步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7]中苏关系交恶后，他甚至拒绝学习苏联，以至于关起门来搞建设，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悲剧，促使他的西文化观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出现了主观上想要超越传统、客观上又回到传统的悖论，极大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end##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与他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和延安时期大规模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而建国后却零星散乱地接受西方文化相关外，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否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来对待中西文化。求学时期，从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他，只能通过大胆引进西方民主文化来改造中国封建文化的弊端。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入中国后，他不断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既批判地超越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框架，又朝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向大胆革新，从文化的内在机制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创造了用马克思主义同时改造中西文化弊端、进而构建出人民大众的新文化。遗憾地是，建国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伴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反修防修”运动和国内掀起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为捍卫无产阶级新文化不变质变色，他开始脱离唯物辩证法，强烈批判西方文化。这种批判，虽有效抵制了西方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却导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和孤立发展，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常发展，并且在青年人身上滋生了一种漠视文化的情结，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出现了断层，这个苦果直至今天也未能完全消解。

二、毛泽东对西方文化“取”与“弃”的艰难抉择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变化异常，严重影响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毛泽东及时根据国内外革命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的转变，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新中国引进、摒弃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

（一）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等器物文化

毛泽东主张：文化为特定阶级服务。资产阶级文化为资产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为无产阶级服务。而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本身没有阶级性。因此，我国要善于学习西方国家创造的为我有益的科学技术。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分析八路军和中国军队基本缺点时明确指出：“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8]并客观地说：“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9]新中国诞生后，面对着我国连飞机、坦克、汽车、大炮、精密机器等许多东西都不能造的客观事实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他感慨地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0]在尖端科学方面，我们要继续“当学生”，大胆向英美国家学习。1956年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极大掀起了我国向西方科技学习的短暂春天。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仍就高度强调：经济建设是新问题，千万不能“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搞“关门主义”，“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11]1959年6月11日，他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12]1960年3月18日，他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指出：东方国家既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又要学习他们的文化科学。两者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13]随后几年，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签订了80多项引进先进技术的合同，并迅速与欧洲许多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不断打开了通向西方国家的科技通道。1972年，伴随着中美建交和我国重获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成功，新中国终于打破了与欧美发达国家20多年的坚冰，为进一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辟了广阔领域。

（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批判西方议会制、三权鼎立等制度文化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14]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空前上升，如何在敌强我弱状况下取胜，是他思考的首要问题。为此，他总是不忘与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的民主制度作比较，反复强调：“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15]并以陕甘宁边区为全国榜样，积极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真正自由的全民普选、各级人民代议机关和宪政运动，向全国发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16]详细指出：“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合作。”[17]

当然，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西方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虽极力倡导在陕甘宁边区甚至全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多的是把民主当作抗战取胜的政治工具，而非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文化。这一点从他在1943年6月6日《给彭德怀的信》可明显看出。信中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两个月前关于民主教育谈话中的多处错误。比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和“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 [18]等。重庆谈判后，他虽自豪地对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说：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却逐步忽略了对西方民主制度合理因素的借鉴。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强调：我们将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制度，“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9]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说：“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20]建国后，他认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优于西方，明确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2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认为无产阶级联合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天然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彻底批判西方制度。

这足以看出，建国后十七年毛泽东对西方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的实践相比，具有巨大差别。这一时期他引进并吸收西方文化的内容更多集中于科技和管理等器物文化层面，而对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的学习，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不及民主革命时期，这也为“文革”期间我国越来越偏离民主的轨道埋下了隐患。

（三）借鉴西方新鲜用语、实际精神、艺术发展规律和排斥西方艺术形式等观念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写照，与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原有词汇不够用、现用词汇很多是吸收外国的历史现象，明确指出我国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22]的迫切任务。

文化孕育精神，毛泽东既强调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重要性，也多次指出：“斯达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23]不断汲取西方国家的宝贵精神。

艺术是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物，民族文化又总是为艺术所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交互影响、相互促进。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尤为重视吸收西方优秀艺术成果。1955年10月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帮助。我们可以相互的取长补短，相互帮助。”[24]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形象指出：中西方语言、绘画、音乐、作曲、唱歌、舞蹈、医学和小说等，就像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却各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25]我国既要遵循艺术的基本原理，也要突出其特有的民族形式和风格。譬如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26]总之，“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27]我们要在尊重自身艺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有用成分，两者交配起来、有机结合，以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创新。但“文革”期间，他却过多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忽视其一般性和共性，严重影响了文化的交流与创新。

综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必然结论。从他对西方文化“取”与“弃”的理解来看, “取”并非简单因袭和机械照搬，而是批判地改造创新, 赋予其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内涵；“弃”并非一笔勾销和完全抛弃，而是辩证地扬弃。从其“取”与“弃”的内容来说，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有时很难分清，并非一半是“精华”、一半是“糟粕”，而是有些是“精华”、有些是“糟粕”、有些是两者相参、利害杂糅的统一体，出现了“取”中有“弃”、“弃”中有“取”、“取”不离“弃”、“弃”不离“取”的复杂过程。从其“取”与“弃”的层次来论，革命时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生产经验和管理方法”等器物文化到“民主、议会制和全民普选”等制度文化再到“语言、精神和艺术”等观念文化的逐步深化过程；到建设时期又走向“科技可以学、制度和思想观念绝对不能学”到“破除学习西方的迷信”的完全抛弃过程。尤其是“文革”十年，面对中国落后的科技水平，他虽强调我国要继续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却强烈批判其制度和观念文化，生怕西方消极因素占据中国人头脑，以至于我国的制度建设举步维艰，长期处于人治社会。

三、毛泽东借鉴摒弃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其具体内涵也会发生改变。毛泽东不断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变化发展，对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理解和认识，对我们今天如何吸收借鉴、甄别改造和批判抵制西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

（一）秉持开放的胸怀、谨慎的态度、引进改造西方文化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既是东西方人民生命不断繁衍、财富日益创造的物质文化发展史，更是东西方文化不断积累、文明日渐传承的精神文化发展史。人类社会每跃进一步，人类文明每升华一次，无不镌刻着中西方文化发展进步的烙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世界文化传播规律来看，主要由先进文化流向落后文化，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进步。因此，中华文化要想走在世界前列，必须敞开胸怀、大胆借鉴西方进步文化，在中西文化交往、冲突和融合中发展自己。

毛泽东认为：“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决不能研究文化问题。对待中西文化要双向选择，反对单向地一方吃掉一方，反复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世界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8]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中央编译局，将军委编译局并入其中。既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同时也翻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古典书籍，以学习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1956年他再次强调：将来等我国富了以后，“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 [29]并坚定地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30]号召人们一定要有这种志气和责任，既要虚心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又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文化。

正如邓小平后来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国还是闭关自守，尤其是“文革”期间，我们自己也开始封闭自己，把西方文化谴责为“洋奴哲学”、向西方学习被看做“崇洋媚外”而加以批判，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31]这就从一个反面告诫我们：世界是开放的，中国必须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不能盲目崇拜和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

今后，我国要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与和平共处的政策方针。既不能因西方文化有其进步性，就一窝蜂地以其为模板和唯一标准，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产生崇美情绪，失去民族自豪感，脱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变质变色；也不能因西方文化有其落后性，就一概排斥和完全否定，搞关门主义、封闭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产生恐美情绪，失去民族自信心，闭门造车和孤立发展。

（二）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辅助的文化链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却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等消极因素，如何将其转化为适应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无产阶级新文化，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来改造其弊端外，还须与世界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和优势互补。

当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文化，说到底，都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外来文化要想从西方文化场域进入中国文化场域，并且为中国人所接收和认可，就必然会与我国固有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甚至排斥，而碰撞的结果就是一种文化的重构过程。这种重构是外来文化适应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又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外来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本土文化的特质并以中西文化的某些结合点为其形成的前提基础，使之较快较好地适应本土文化的发展需要，就会成为本土文化的新血液。否则就会割断中国历史和抛弃中华民族长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成为本土文化的“强加”文化，必然遭到本土文化的反对排斥。当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并不等于所有文化都具有同等地位。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人民群众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务实和经世致用、变法应时和与时俱化、重民贵民和以民为本等思想契合共通，并具有传统文化所不具有的科学特质，所以，“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32]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并被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而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因而我们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利用文化对我国搞得“和平演变”。在中国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借鉴西方进步文化为辅助，融三者精华于一体的无产阶级新的文化链。当然，这一文化链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范畴，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和西方近现代文化体系的改造和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

因此，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33]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改造和优化中国文化。他还多次总结1840年以来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大胆学习西方文化、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一个又一个西学高潮而未能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根本原因，有力得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34]为此，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句，而且要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将其立场、方法和原理运用到中国文化实际，构建出无产阶级文化新战线，并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历程的推进和时代的变化发展，在中西文化两个轴心之间搭建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不断构建出面向世界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中共过去之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千难险阻、取得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5]在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今天，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涌入中国，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革命、建设时期总结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扬弃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进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做法，依就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根本立场。

（三）甄别文化的阶级性、遵循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共性规律

中西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产生、发展、完善和繁荣虽然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有其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但两者都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又有其相同的发展规律。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创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的内在矛盾运动而实现的，具有古今传承和中外融和的特性。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批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宣扬其中的“学”是事物的基本原理，而原理是不分中西的，为探寻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共性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自然科学方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有很多极好的预见，“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36]当然，接受引进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文化，创造出中国特有的新文化。

在社会科学方面，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比较盲目，“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37]因此，除了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的被苏联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文化理论以外，“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38]

中西方文化虽然是不同质不同流的两种文化范畴，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却有共性。毛泽东始终不忘文化的阶级性，将中西文化分解为无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等自然科学，我们要大胆引进接纳、甚至照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累了大胆引进西方器物文化的成功经验；但对西方的制度、思想观念等社会科学，他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时期却发生了巨大偏差，导致了“学”与“不学”的曲折反复，留下了批判抵制西方制度和观念文化的惨痛教训。今天，我国已经在毛泽东总结的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五不搞”主张，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和不搞私有化，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顽强抵制西方分化、西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目前世界文化发展格局来看，西方文化仍走在世界现代文化前列，属于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必然向弱势文化渗透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因此，在世界各国意识形态斗争形式日益隐蔽化的今天，中华文化要想保持竞争优势，既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要注意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方法和范围，对无阶级性的物质文化要大胆借鉴，对有阶级性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落后腐朽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但属于中西文化发展规律的、尤其是共性规律的东西，则要大胆借鉴。同时，我们也有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毛泽东虽然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我们留下了借鉴西方文化的一些科学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仍知之不多，还需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探究和系统总结。

总之，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西文化观，内蕴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发展和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剔除、继承和改造，对西方文化的甄别、吸收、批判和摒弃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对近代中国长达近百年之久的中西文化论战的科学总结，为我国同世界文化进行深度交流学习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建国后，他未能按延安时期形成的西文化观来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者仍然用这种偏激、浮躁的情绪来对待西方文化，绝对地肯定或否定一切。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今天，借鉴学习毛泽东西文化观的成败经验，无疑对我国早日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突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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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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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邓小平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5.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3.

[35]邓小平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

Mao Zedong's Vis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ime Value

Zuo  L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Xi’an Shi you University，Xi’an 710065) Abstract：In today's world, the culture presents a multicul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China wants to become the world's cultural power, must deal with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He has both boldly learned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but also strongly criticized backward western culture. He created much valuabl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western culture, such as with open mind and cautious attitude, absorb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western culture; building the culture chain of taking Marxism as the main bod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basis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as the auxiliary; to distinguish the culture have different rank, following the general law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tc. These experiences have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our country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naissance.

Key words: Mao Zedong;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in China; The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