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野下的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研究*

     作家生存状态是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网络时代来临的新世纪，作家的生存方式，作家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改变。中国有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作家规模[1]，与相对平稳的作家物质保障[2]。相比十七年一体化作家管理体制，中国作家的表述自由度，已变得更宽容，作家生存方式也日趋多元化。然而，不可否认，当下作家生存现状更复杂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下，我从现状与症候两个方面，来探讨当代作家的生存状态。

一、体制转型中的泛多元化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部分作家仍在体制内，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作家稳定的物质保障，相当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伴随着90年代初新一轮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体制改革，作家的生存环境、作家管理体制、作家的发表渠道，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作家脱离了作协、文联等体制内文化系统，摆脱了“国家干部”身份，而中国报纸、出版、影视等传媒的市场化转型，也催生了很多新文化产业的就业机会，使得自由撰稿人、职业作家等与市场关系更密切的写作职业成为可能。那些从体制脱离而出的作家，包括一些大学毕业，投身于泛文化领域的年轻作家，共同构成了作家新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这些作家包括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作家兼剧作家王朔，专栏作家连岳，自由作家韩东、朱文，诗人兼出版家沈浩波，自由诗人陈东东、陈傻子，青春作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丁天、周洁茹等。这些作家，大抵与体制保持疏离关系，甚至很多不是中国作协会员[3]，或保持纯粹精英性文学探索，或走市场化路线，在类型化市场写作中生存，或身兼作家和文化企业经营者双重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物质生存基础，大多是版税、稿费，或与文学相关的文化产业。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韩寒兼有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身份。当然，他们有的身家不菲，有的则比较穷困，他们与现有文学体制的疏远关系，有着不同目的和不同表现方式[4]。

原有计划性质的作家体制，也在悄悄发生重要变化。在增强保障前提下，管理方式日趋宽松，并引入激励机制，鼓励作家多出成绩，打破“作家大锅饭”、“一本书吃一辈子”等现象。目前，除了少数“驻会作家”为工资和人事关系由作协或文联系统负责的体制内作家外，各省市的文学院、文学基地所推出的签约合同作家，联系作家等方式，都成了各省市文联和作协系统，对作家进行国家体制资助的有效途径。有的单位更为灵活，如北京市作协的签约合同作家又分了5种[5]。这些作家大多有正式职业，少部分无业，在获得资助的同时，对国家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减弱，并辅以相应的竞争考核机制，更有利于他们发挥创作才能。而对业余作家，国家也通过重点扶持项目、稿件发表与出版推荐、培训班、文学采风、专题讲座等方式，加强业余作家利用共同文学资源的途径。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体制内作家的创作队伍在扩大，结构虽有待调整，但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稳定了，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也出现了诸如《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檀香刑》、《河岸》、《你在高原》、《笨花》、《越野赛跑》等优秀长篇小说，金庸等通俗作家，张悦然、郭敬明等80后青春作家，不断加入中国作协行列，网络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表现30年来改革历程，也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活动中，网络文学作品首次参与了评选。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了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选范围。3部网络文学作品选题入选中国作协2010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这都在说明中国体制性的作家管理制度在进步，而中国作家生存环境在多元化基础上，也在不断改善。近年来，针对作协系统和作家供养制度的批评不断，一方面，这些制度的确存在问题，如老龄化、官僚化等情况，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供养制的进步。民众对作家的国家供养制的谴责，一方面，来自社会转型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焦虑，作家供养制成了这种焦虑的发泄替代品。另一方面这些峻切的谴责，也暴露了中国文化寻找当代文学大师，塑造崛起的民族主体文化的热切期望，及作家队伍中虚无盛行、精神沦丧等问题所引发的不满。因此，中国政府性对作家的资助，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的资助不够，不是管的太多，而是放的不够，创作压力和动力不够。例如，以法国为例，人口和国土面积相比中国都要小很多，虽国家文学机构少，但官方与民间的文学奖多达1500多个，还有作家写作基地等短期给作家提供生活保障的做法。这些做法对各种风格、各种文类的作家进行不同程度支持，有的文学奖虽奖金很少，但鼓励扬名作用明显，而这些支持极少终身制，而是根据作家创作成绩而定[3]。这些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网络也改变了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学传播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常造成文学表达内容、表现形式，甚至是特定文体的改变。例如，十八到十九世纪，文学摆脱贵族化命运，伴随着便宜的纸张，教育识字率的提高，报纸和出版印刷业的蓬勃发展，真正起到了启蒙大众、娱乐大众的功能，而长篇小说，也由此开始了文学舞台非常辉煌的一幕[4]。网络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中国作家生存方式和自我身份定位。计算机网络已出现了多年，但只有中国，网络文学才形成了大规模潮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个案。中国网络文学，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5]，甚至相关手机文学，也发展非常迅速[6]。网络文学的产业化繁荣，也表现出很多中国文化语境“独异特色”。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网络作家的生存现状。经济性写作与幻想气质，公共精英身份的衰落，虚拟生存化，是网络作家生存状态的几大特点。早期中国网络文学，由一群留学生在异域发动，价值趋向精英化，题材多为纯美爱情故事，商业气息单薄[7]。90年代中后期，随着蔡智恒等网络作家走红，网络文学经济属性被大大发掘出来，以至于当今年度获利百万元的网络作家也不鲜见[8]。经济动力是网络创作的第一推手。网络文学与实体出版、游戏产业等文化经营的结合也更紧密。网络作家更多根植于幻想和想象力，也更虚拟封闭化（如以电脑游戏为摹本和基本叙事推动的游戏小说类型，如“网游英雄无敌系列”）。他们迷恋于某种特定氛围和情绪（如校园小说或穿越小说），或是对现实某种更为虚幻化的不满（如陈一多的惊悚小说和黑天魔神的生化末日小说）。然而，传统文学认识社会、批判社会的功能，被想象的消费性所替代。网络作家无论专职还是兼职，文化身份非常复杂。网络使他们在虚拟空间有了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他们很多人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纯文学场域的测试和评价，就出现在公共空间[1]，并凭借大胆新鲜想象力，朴实生动的语言，取得文学的成功。他们不再以经过经典文学训练的文科大学生为主，他们的原始身份几乎囊括大量职业，但少有精英文学的官员身份：在校大学生、工科博士、留学生、底层公务员、社会无业者、下岗工人、邮递员、私营业主、医生、外企白领、退伍军人、棋手、厨师、出租车司机等[2]。他们进入文学时甚至依靠职业背景形成资源优势。与传统通俗作家不同，他们的身份意识更后退，不在意现实“扬名”，更重实利，有的回避暴露真实身份[3]，以网名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空间。这种策略无疑令人玩味。网名的身份定位，比真实姓名更有神秘感、娱乐性和刺激性，因此也更具符号关注度和增殖性。另一个方面，这也表明了在虚拟性背后，网络作家公众责任意识淡化和知识分子身份感的消失。他们更愿在网络中交流，很多网络作家都有QQ群和大量粉丝。他们有的靠版税生活，有的有稳定公职收入，除经济动力外，表达的冲动依然是他们获得认可的重要方式。这决定了网络作家既对传统文学体制抱不信任态度，也排斥纯文学圈子的精英化文学话语方式和生存状态。这也形成了悖论：一方面，网络作家姿态更低，和读者的互动更频繁，距离感缩小，神圣感消失，作家变成了赚钱的写手；另一方面，虚拟化中，网络作家和现实读者的距离变得更远了，有重新赋魅的可能性，甚至是恢复并强化文学最原始的巫术性精神幻觉和疗治的功能。

由此，依照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化市场的远近关系，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核心作家，次级核心作家，及边缘作家[4]。核心作家大多属体制内作家，经济状况好于边缘作家，而差与次级核心作家；而次级核心作家，离主流意识形态比较远，但一般不形成对抗，以商业性为中心，他们包括网络作家和部分通俗作家；而边缘作家，以精英类写作为追求，离政治中心最远，经济状况也最差，但纯文学性最强。由于体制转型的原因，目前作家的多元化生存状态，还不能真正形成多元化共存共生，多元合力，而更多体现出泛多元化倾向，使得纯文学理想的衰落，在消费经济和宏大叙事企图下，生存更为艰难。而文学资源的不平衡，及文学话语之间的无法通约，也使得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出现了很多乱象和症候。##end##

二、当下作家的八大生存症候。

1、炫富性狂热。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作家生存症候之一，就是炫富性狂热。而这种炫富行为，很多是经由媒体定义而来，例如所谓的作家年度富豪榜[5]，将经济领域的某些做法引入文学创作。通过文学才能赢得财富本不可耻，但作家的本质，在于他创作了多少优秀作品，而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才能。这种对作家经济能力的过分宣传，其实是经济思维对文学场域的过分渗透，不但容易误导读者，以单一经济标准衡量作家，也容易误导作家，形成浮躁的创作氛围，从而使纯文学创作失去本已日渐缩小的阵地。而与这种现象相联系，是作家的影视化和网络长篇小说的巨型化，这些生存状态，在带来文学的商品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

2、伪中产阶级趣味。近年来，有人认为，中产阶级文学，才是拯救中国文学的途径[1]。瓦特在谈到读者大众构成改变了文学表现形式时声称：“笛福和理查逊对过去文学的独立，都仅仅反映的是他们时代生活的一个更大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特征——总的来说，就是中产阶级的强大和自信”[2]。然而，正如瓦特所说，小说对普通人的深切关注，依赖于社会对生命个体的高度尊重，并由此成为严肃文学的主体。而目前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弱小以及权力依附性，它很难成为文学突破的合法性依据，进而表现在文学文本之中[3m。而当下文学中弥漫着的伪中产阶级趣味，也就成了中国作家生存的症候性焦虑。很多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刻意在暧昧的情感故事，精致的语言的包装下，为我们营造一个个有关现代都市的生存幻象，结果却是落入了文化消费主义所预支的符号陷阱，在伪中产阶级中走向了文学的取消。很多作家不仅在作品中营造这种氛围（如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充斥大量商品品牌，甚至主人公一举一动都在品牌包围中），而且生活中也刻意以这种趣味为荣，热衷于名车名表等奢华性想象，及以休闲为特征的中产性审美。这种错位所导致的悖论，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3、炫贫性偏执。中国自古有“安贫乐道”之说，文人以穷愁为磨刀石，锻打雄浑沉郁、反映民生疾苦之诗文。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苏轼写下“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然而，当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中，与炫富性生存相反，炫贫成了另一种博取眼球、赢得名声的方式。[4] 更有媒体不断炒作这类事件，不断定义、暗示诗人与作家的穷困生存，并因此谴责作家供养制度，例如，诗人余地之自杀，被归因于养不起双胞胎儿子与重病妻子。诗人张同吾之死，被归因于高房贷压力[5]。作家的贫困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作家完全可依靠文学技获得物质利益，也可选择有尊严的第一职业作为物质保障。作家供养制虽存在问题，但它毕竟为很多作家提供了可以栖身，安心进行创作的物质基础。炫贫性偏执，是媒体与少数人打造出来的“媒体化文学符号”，目的是借此塑造媒体话语权力，其误导性显而易见。事实证明，很多贫困作家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同情和关注的同时，更有作家借此与媒体进行合谋性炒作，既不“安贫”，更“不乐于道”。如先锋作家洪峰以作家名义当街乞讨。其实，即使没有工资，洪峰的收入也远没到达乞讨的地步[6]。在炫贫性行为背后，是创作才能的衰退和恶炒心态。我们应提倡政府在更宽容的心态下，加大对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的作家的资助力度，尽量减少作家的生存之忧，例如，北京市作协扩大合同制作家队伍，在2007年至今以灵活方式，给予史铁生、毕淑敏、张悦然等众多不同情况的作家以支持，就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5、主旋律心态。主旋律心态，就是无限扩大主旋律类型对文学话语资源的占有，擅长整合影视传媒与政治的力量，塑造新的泛一体化宏大叙事。进入新世纪以来，主旋律文学与影视等传媒的权力结合，使得主旋律文学成为最火的题材之一。而某些主旋律文学，也消退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思考，沦为文化经济的政治窥视欲的暧昧呈现者，及某些宏大叙事性政治意图的阐释者。而作为艺术形式本身，这些主旋律文学的第一原创性也在减弱，其符号转喻性和娱乐性加强，进而成为某些主旋律剧的脚本。例如，《潜伏》等剧的热播。而广电总局的频繁限播政策，也导致了影视题材的进一步狭窄化[1]。而那些意图在规定范围内有所突破的主旋律文学，则有可能被改写和挪用。例如，电视剧《亮剑》，对比小说版，就有大量删改。这种主旋律心态，是目前很多文学和文化管理单位所共有的，有可能在资源过度占有中，导致主旋律变成了泛一体化的“单旋律”。在目前文学评奖、文学资助、文学发表中，都存在这类症候，而整个社会体制，在面对非主旋律性作品时，无论是纯文学性探索，还是批判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应有更为宽容的心态和举措，让主旋律真正成为“多声部”的伟大合唱。

6、虚拟封闭性生存。当我们为网络文学时代欢呼时，网络文学的缺陷，也在慢慢显现出来。这种缺陷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症候的体现。比如，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却进一步被降低，网络近些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也使网络文学更靠近虚拟封闭幻想，商业性诱导则使网络游戏思维渗入小说创作，呈现出严重模式化倾向。不仅文学价值意义被消解，且人物和故事也有被消解的危险，很多读者对网络小说的阅读，更多是满足特定情节和类型带来的“过程性”叙事快感。而网络文学封闭性的危害更大，它使幻觉代替了真实，想象代替了现实，文学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过于退化，人们沉迷于网络空间所带来的仿真性可信度，而这一点，是鲍德里亚论及网络对世界的影响时的一个基本批判：“技术现实吸收幻觉的一个后果是，可信度，本来就是对象和形象的属性之一，取代了信仰这个我们人自身作为主体的属性之一。我们判断事件的依据是事件的密码和模式，而不是某条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原则” [2]。在鲍德里亚看来，网络对现代世界的破坏在于，当仿真性使世界原子化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历史观念就随之坍塌，变成碎片化的无聊循环。我们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持久地反思生活事件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并得出结果。尽管由网络文学公司盛大传媒所制作的《网络文学蓝皮书》中，大部分用户认为网络文学会产生四大名著式的经典，仅13.25%的用户认为，网络文学会导致沉溺网络，逃避现实[3]，但如果网络文学一味充当消费娱乐工具，其前景也十分堪忧。当代中国急需建设完整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制度，而网络所带来的虚拟封闭性生存，如果不加以警惕，就会导致误导了现实，从而导致文学审美性的消解，自我价值认同的错位，以及与文学传统的割裂[4]。

7、恶炒性症候。恶性炒作，也是消费文化在失去制约后，对文学的一大伤害。当意识形态的松动，无法为之填补有效的价值信仰时，符号消费经济就有可能出现对作家生存的恶性炒作。这些恶性炒作，在成就了少数野心家和眼球经济的同时，毁灭了作家形象，割断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也破坏了当代文学在大众中的审美接受。而这些恶性炒作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媒体的影子。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媒体与符号经济的结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家形象的沦丧，如此触目惊心，为世界文坛之罕见。当然，这些恶炒性事件，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精神生存层面的虚无，以及内心的浮躁，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当代文化对寻找文学大师，寻找当代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上的焦虑。仔细算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有关文学家生存的恶炒性事件，就有赵丽华“梨花体”事件、诗人苏菲舒“裸颂”事件、卖诗事件、车延高“羊羔体”事件，80后诗人杨钊的假自杀事件，甚至更为极端的作家包养事件：“湖南作家黄辉（化名）抛出“希望被人包养”一说，并划定期待包养他的人最好是“富婆或者富姐”[5]”。当媒体与大众在文学家自身的癫狂表演中，不断获得利益和快感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正是文学本身。

8、弱势化生存。尽管有的作家已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但相比十七年和20世纪80年代而言，当代作家的话语权已不能同日而语。作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而且，作家除面临物质生存困难，本身合法权益也常得不到维护。脆弱的出版环境，有待健全的版权法，读者的文化素质，都形成了对作家收入的限制。有的作家在作品出版上，遭到出版商的欺诈和过分剥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这类因版权和收益引发的冲突很多，而网络对作家的侵权，也构成了作家弱势化生存的新特征。无论是中国作协，还是作家个体，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作家协会采取各种措施，切实维护作家权益。谷歌公司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扫描收录使用中国作家的作品的事件，中国作家协会就此发布“维权公告”，迫使谷歌公司作出公开道歉[2]。2010年11月11日，南派三叔等22位作家在微博联合发布《我们的联合声明》，目标直指百度和淘花网。百度文库和淘花网，将未经版权人授权的小说等作品放在文库内供互联网用户免费阅读并提供下载，以此谋利[3]。2011年3月15日，作家韩寒再次发动50名中国作家连署要求百度文库停止对自身的侵权行为[3]，其中既有网络作家，也有传统作家和作协领导。然而，从目前情况看，作家的弱势化生存，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三、作家生存状态反思：呼唤主体经典意识。

以上，我简单梳理了当代作家生存的基本状态和存在症候。对中国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的关注，起于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走向多元化转型之时。在一体化文化格局中，作家生存状态的认定，被整齐划一入国家干部身份中，成为文学政治功能化的佐证。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使作家多元化生存成为可能。作家生存状态的变化，公众反应不一，其实背后透露的是中国对文学的不同期待视野，也透露出国民对中国文学未来的焦虑。其实，文学场域作为弱化的权力话语机制，必然受到政治和经济场域的制约。作家寄食供养制由来已久。西方自罗马时期，就盛行由宫廷和贵族对作家的寄食供养制。又比如英国“桂冠诗人”作家年金制，法国的御前史官制，也是针对作家设置的供养体制。工业革命后，西方作家摆脱贵族供养制，又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有紧密联系，文学成了商品。随之而来的是职业作家的兴起和作家专业化。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据考证是南宋词人姜夔[4]，以前的文人都是亦官亦文，或文或隐。而前苏联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则在一体化体制下，将文学生产工业组织化，政党化和国家意志化，将作家变成表面高尚的国家寄食者。正是由于文学的非独立性，柏拉图的《理想国》将作家作为游手好闲的危险分子，康德也指责文学家是癫狂的造假者[5]。

然而，无论何种生存状态、生存理念，作家个体的主观意识，无疑不能被忽略。对物质生存影响的过分估计，会导致作家主体性的衰落。自古以来，对作家生存状况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就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有看法认为，困苦环境是伟大作家的摇篮，而物质会毁灭艺术。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在没有把商人逐出圣殿之前,艺术的圣殿就不是一座圣殿。未来的艺术将把这些商人驱逐出去。[3]”中国古代文论中，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也认为建安七子的成功缘由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经济自由是创作自由的最大保障。鲁迅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7] 更极端的例子，英国小说家毛姆甚至声称:“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作，除非是为了钱。”[1] 对物质环境与伟大作品的关系，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物质气候与“风俗、时代精神”等精神气候，是作品的决定性因素[2]，而马克思经典文论，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文学生产的上层建筑，但二者也存在不平衡关系[3]。对作家的出身，有人认为，出身决定作家的写作意识，作家的底层生存，有利于作品现实意义，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作家出身，在其社会地位，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中，只占很次要的部分，作家往往会驱使自己为别的阶级效劳。大多数的宫廷诗人来自下层阶级，却采取了他们恩主的意识和情趣[4]。即便是对于作家供养制，也存在很大争议，例如，韦勒克与沃伦在考察作家的国家供养制时，不无遗憾地指出：“国家无法创立一种既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又不失为伟大的文学。”[5] 而艾斯卡皮却认为：“对这种资助制，很难加以谴责，不管它采取的是传统形式，或现代奖金制度，要蔑视这种制度都是极可笑的虚伪行径，资助制有它的功劳，它使作家能够进入到以前他进入不了的经济周期里，从而得以活下去，并进行生产。[6]”

因此，一个时代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奥地利学者库尔特·布劳考普夫曾说:“把经济条件转化为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过程,它是永远不能完全阐释清楚的。”[7]这既取决于时代给作家提供的生存条件，也取决于作家主体性的能量。文学本身的经典场域意识的建立，无论是对传统作家，还是对网络文学的未来，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学并不能替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存在理由和目的。优秀作家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最本质的变迁，并用最有创造性的文学语言将以完美的体现。王维、晏殊一生富贵悠闲，文学成就辉煌夺目，杜甫、苏东坡一生坎坷，也写出了光耀后世的伟大作品。卢梭穷愁困苦，曹雪芹举家食粥，《忏悔录》、《红楼梦》流传千古，而精于资本投机、房产买卖的大富翁伏尔泰，也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之一。作家的精神指向和创作指向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不应成为创作本身的托辞和借口，不应成为炒作的由头，不应成为炫富或炫穷的面具，不应成为鄙视其他作家生存方式的理由。但我们应拒绝的是，将生存本身与文学追求混为一谈。将作家的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同一。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文学垃圾论”，曾引发轩然大波。而华人作家哈金的“伟大的汉语小说”的说法，也曾惹得国民热议。然而，无论对当下中国文学如何认定，中国作家超越生存状态的能力不足，则是一个事实。因此，目前中国作家生存状态的症候，其根源却恰在，与生存物质条件相比，是作家生存质量的下降，是作家生存心态的浮躁，是作家对文学信仰的缺失，是作家文学经典化主体意识的淡漠。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也许总是悖论化地扭结在一起，并存于作家的生活之中。多元化生存状态背后，无论是纯文学作家还是通俗文学作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应有建构经典的勇气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