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将网络社会治理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下，从网络社会治理的动因论、目标论、主体论、工具论以及哲学方法论几个层面探寻网络社会治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及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推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拓展了网络社会治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关键词：网络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1]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2]，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但与网络迅猛发展相伴的是各类网络渗透、网络谣言、网络群体性事件等网络安全问题频发，也暴露了政府在制度规制、文化引导、技术监控等方面能力建设的不足。如何推进网络社会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构建网络强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将网络社会治理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下，分析网络社会治理的动因，明确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主体、工具，探寻网络社会治理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不仅有利于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示并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时代性底蕴，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社会治理的动因论
（一）网络生产力的发展是网络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活在网络时代，也没有留下关于网络社会发展的任何论述，但其有关生产力理论对网络社会发展与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乃至现在工业社会向网络信息社会过渡，都是人类历史随着生产力嬗变而产生的大变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4]，生产力发生嬗变，必然要求法律与管理制度等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变，才不至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作者： 余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