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及人性善阐释

内容摘要：翻开中西方文学著作，忏悔者的形象俯拾即是。本文从善的角度分析这些忏悔者形象，并站在中西方性善论的高度对其做出人性善的阐释。

关键词：中西文学；忏悔者形象；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善

Interpretation through Kind Human Nature to the Images of Confessan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Abstract: The images of confessants can be found abundantly i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confessants in autobiographies; the second, those who run counter to morality or laws, and the third, those involved in the affec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Whatever confessants they ar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they show the virtuous side of human nature in their confess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in human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 in the west,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images of confess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ind human nature.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mages of confessants;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 kind human nature

忏悔是人类复杂情感中的一种，是有关灵魂和人性的严肃主题，也是文学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归纳起来，中西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自传体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二，因违背道德或触犯法律而忏悔的忏悔者形象；三，两性情感中的忏悔者形象。这些形象在忏悔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一、中西方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

    （一）、自传体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

自传体文学是“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纯粹的文学自传，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重在个体经验与感受。

1、《忏悔录》中的忏悔者形象

中国最早的自传体文学，当属西汉司马相如《自叙》一文，但追其源流，则要从中古算起。刘知几《史通·序传》云：“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该自叙被钱钟书评论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1]比古罗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早500年左右。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著《忏悔录》，西方忏悔文学由此肇始。《忏悔录》实际上就是自传，也称自白文学。自白文学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和著作等，要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典型的神义论忏悔，全书以祷告的形式行文，详尽地剖析了自己皈依上帝的心路历程，再现了一个虔诚忏悔的基督徒形象。这个形象的最终定型，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时期信仰混乱的无精神寄托者——青年求学时期的恣情纵欲者——选择摩尼教的宗教探求者——皈依基督教的传播福音者。整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用发生在他十五六岁时的一次“偷梨事件”为引子，来反映自己的“人性恶”观点，比如“婴儿的原罪”说。“婴儿的纯洁只是肢体的稚弱，并不是本心的无辜，我也见过、体验过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狠狠地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虽是婴孩，但他不让其他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2]奥古斯丁始终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一方面又不断地自省、向善，向上帝忏悔着。##end##

18世纪的启蒙时代，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诞生了。卢梭以比奥古斯丁更加无畏坦诚的姿态，勇敢地撕破一切伪装，把自己的灵魂完全袒露在读者眼前，以人义论忏悔展现了一个人性的赤子形象。他大胆地向上帝宣言，在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上，没有谁比自己好。他的《忏悔录》，切入点在人的灵魂、道德层面上，是一部人性向善的典籍。黑格尔说：“一个人即使有极好的禀赋和最优良的教育，终其整个一生，也绝不可能停止在他的理智和道德完善上不断进行努力。”[3]卢梭是这句话的完美践行者。他写作《忏悔录》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己灵魂和道德的忏悔和完善。他的《忏悔录》既反映了文学的最高伦理道德——真实和真诚，也反映了人性的最高追求——理性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人本身，从而达到解放人性的目的。

相比卢梭的《忏悔录》，写于1879年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在对人性善的追求和表达上，更加无私，更加深刻。由于对善的发现，他对自己曾经所犯的“恶”便不能容忍，不能原谅。据《忏悔录》讲述，他早年曾有过十年“在战场上杀人、为了杀死对方而挑起决斗，耍钱打牌，吞噬农民劳动，残酷惩罚他们，淫乱，欺骗……”的“恶”生活。[4] 对这种“恶”生活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因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被痛苦纠缠、从而自责自审、自虐自践的灵魂忏悔者形象。他的罪恶感直接来自于他所处的贵族阶级，认为自己是造成奴隶制的一分子，对底层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应承担一份责任。罗曼·罗兰认为，他的这种罪感思想，是一种“共谋犯”的思想，“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是不得安息了。”[5]

2、自传体小说中的忏悔者形象

自传体小说是主人公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的一种传记体小说。它是作者在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之上，运用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与想象加工而成。属于这一类性质的小说，主要有托尔斯泰的《复活》、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郁达夫的《沉沦》等。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其晚期代表作，里面塑造了聂赫留道夫这一忏悔贵族形象。晚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已发生根本转变，抛弃了上层地主阶级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同时，在精神上，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即通过“悔罪、拯救灵魂、道德的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氏自己的“博爱”思想也已成熟，是他精神复活的最重要时期。因此，《复活》中主人公的精神复活历程也是托尔斯泰本人精神复活的历程。

聂赫留道夫忏悔贵族形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托尔斯泰用人性论的观点解释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变化，认为他的“恶”的一面是受“动物的人”的支配，“善”的一面是受“精神的人”的支配，而最终，“精神的人”压倒了“动物的人”，善战胜了恶并引导他认清了自己的罪恶，踏上了赎罪之途，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正如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所说：“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他青少年时代的灵魂自白，里面塑造了一个单纯、忧郁、敏感、神经质而又充满诗人气质的少年精神忏悔者形象——斯蒂芬·狄德勒斯。他因在求学时期初试云雨和一个妓女发生了关系，失去了童贞而深感罪恶，悔恨不已。小说中所记述的这件事情，据《乔伊斯传》作者彼得·寇斯提罗（Peter Costello）考证，是作家本人在十七岁时的亲身经历。这一忏悔形象的感人和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少年独有的精神纯洁：斯蒂芬在青春的荷尔蒙和好奇心之下做了一件“傻事”，事后他觉得自己犯了罪，而且此罪深重，不可饶恕，应当下到地狱接受煎熬。他的忏悔在本质上与宗教无关，而是纯真少年特有的精神忏悔。这种忏悔，是孔子“人之初，性本善”的完美阐释，斯蒂芬这一精神忏悔少年形象，也因此而充满魅力。

中国自叙传小说中，郁达夫的《沉沦》塑造了一个异国背景下由于性苦闷而沉沦又不甘沉沦的灵魂忏悔者形象，这一形象甫一出现，文坛震动。这种全新的、卢梭式的自白文学，在当时的评论家和读者心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这个形象最终为了与沉沦的命运对抗而选择自杀，这一切行为是人性（性欲和心灵）得不到满足的结果。而人性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转向恶，滋生恶念。这就是《沉沦》主人公的矛盾所在：善与恶同时存在他的体内，相互斗争，不得安宁。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灵魂的忏悔与救赎，而这种行为本身，亦是善努力压倒恶的过程。

（二）、因违背道德或触犯法律而忏悔的忏悔者形象

道德和法律，一个指向无限的内心领域，一个指向有限的现实领域。违背了道德，就要承担道德责任，受到良心法庭的审判，这种道德责任对违德者而言是无限的；而触犯了法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对违法者而言是有限的。黑格尔说：“必须特别注意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的区别。在道德的东西中，即当我在自身中反思时，也有着两重性，善是我的目的，我应该按照这个理念来规定自己。善在我的决定中达到定在，我使善在我自身中实现。但这种定在是完全内心的东西，人们对它不能加以任何强制。所以国家的法律不可能想要及到人的心意，因为在道德的领域中，我是对我本身存在的，在这里暴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6]

中西文学中有很多因违背道德触或犯了法律而忏悔的忏悔者形象，而又以前者居多。

中国先秦文学中，“禹汤罪己”的典故蕴藏着最早的忏悔意识，禹汤也成为最早的忏悔者形象。禹登帝位后，有次看见犯罪之人，认为自己没有当好君王而伤心痛哭，自责自悔。北朝文人庾信身历四朝十帝，身仕敌国、不得自由的残酷现实使他在道德上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一生写了大量忏悔的诗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内心充满怨愤的忏悔者形象。这一形象感时伤变，魂牵故国，责备自己的羁留：“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悔恨自己的软弱：“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其七》）。唐代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写了劳动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的现实，对繁重的租税提出指责，更对自己无功无德坐享其成而深感羞愧：“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向后世再现了一个类似于的“共谋犯”心理的忏悔者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最独特鲜明的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他将国破家亡的罪责全部集于一身，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道德忏悔者形象。王国维曾这样评价他：“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7]到了元明，文人作品中的忏悔者形象要数袁中道《心律》和张岱《自为墓志铭》为要，而自白式的行文，更被今人视作“忏悔录”式的作品，比卢梭的《忏悔录》早一百余年。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因痛悔自己晚年失节，侍奉清廷，在其《梅家村藏稿》中写尽痛彻入骨的忏悔，而被学者称为“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个伤心诗人。” ][8]之后出现的《红楼梦》，早在1867年，就被江顺诒指出它是曹雪芹“自道其生平”、“自忏自悔”之作，胡适也曾在考证此书是作者的自叙传后确认这部小说是“忏悔录”。[9]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乏因违背道德而忏悔的忏悔者形象，巴金《随想录》和鲁迅《一件小事》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前者因为文革期间，在时代洪流的胁迫下曾身不由己地批判过别人，说过假话，违背过良心而悔恨不已，在病魔缠身的垂暮之年以洋洋四十万言进行了忏悔，向人们展现了一位道德忏悔者的形象；后者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个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忏悔者形象。

西方文学中，因违背道德或触犯法律而忏悔的忏悔者形象很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哈姆莱特》和《麦克白》中，哈姆莱特的叔父弑兄篡位，娶嫂乱伦，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因此恐惧地向上帝忏悔着：“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 “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10]哈姆莱特的母亲，新寡不久又做新妇，良心何尝不曾受到谴责。《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妇，在无边野心和欲望的驱使下弑君篡位，随后又为巩固王位杀死班柯。但是同时，他们受到的良心谴责和道德惩罚，却远远超过了得到的一切：麦克白几近精神失常，麦克白夫人最终不堪心灵重负而自杀。麦克白在弑君之初，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杀害了睡眠……再也得不到睡眠，”[11]在派人去刺杀班柯父子之后，麦克白忧思满腹；班柯既死，麦克白眼前出现他的冤魂，一时惊骇不已，陷入疯狂。而麦克白夫人，自从杀死国王以后，良心始终承受着巨大的震荡，她的梦游就是这种痛苦的表现之一。

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两个忏悔者形象对比鲜明。主人公冉阿让因为主教的宽恕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从此，过去那个对社会充满仇恨的“恶”的冉阿让死了，而内心充满仁爱的“善”的马德兰市长诞生了。与之相对的忏悔者形象是沙威。沙威是正义的坚持者，也是顽固者。他认为人性本恶，但他却在追捕冉阿让的过程中，一次次发现了他人性中的善良。最终，他幡然醒悟，怀着满腔悔恨跳河结束了他充满殉道意味的一生。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刻画了一个忏悔牧师形象——丁梅斯代尔。作品在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背景下展开。清教强调原罪和赎罪思想，认为人的罪孽来源于祖先亚当夏娃的堕落，人人生而有罪。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清教压抑人性，摧残人性，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就是受害者之一。在与海丝特的“奸情”中，牧师虽然没有暴露，但是，他的良心却始终受着煎熬，最后，他鼓起勇气，和海丝特与女儿一起走上示众台，向上帝坦白和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之后，心力交瘁而死。他的死，是道德和罪恶交锋的结果：他用善行和自忏洗刷了自己的罪恶，灵魂得到了拯救。

因触犯法律而引起道德上的强烈忏悔的典型形象，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怀抱理想而又极端贫困的大学生，万般无奈下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她的表妹。杀人之后，他不断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的解释，可是他的良心又不断跳出来对他进行指责与控诉。就像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的：“一切激情都有一个阶段，当时它们只是致命的力量，当时它们以愚蠢的重负把其牺牲者压倒——后来，过了很久，它们才与精神联姻，使自己‘升华’”。犯罪之后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立刻而强烈地感觉到的是与别人的疏远和隔离，以及人性的丧失。“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给我辈看。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他们的声音却都极美，悲哀而且美。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陷里，悲叹他们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悲哀……”[12]

莫泊桑短篇小说《忏悔》，塑造了一个因情犯罪而又终生赎罪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因为暗恋姐姐的未婚夫，因为无法得到而谋杀了他，那年她才十二岁。痴情的姐姐终生未嫁，她也受到良心谴责，为了赎罪也终生未嫁，陪伴在姐姐身旁。直到她56岁临终时，才向姐姐和神父讲出了自己的罪行，做了最后的忏悔。

伯尔的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中的主人公——年轻的德国士兵安德烈亚斯在重返前线（当时德军正在全面溃退，重返意味着送死）的途中遇到了一位波兰战士兼妓女奥丽娜，他们相爱了。就在这一晚上，年轻的安德烈亚斯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近，决定向上帝忏悔；而奥丽娜也忏悔道：“……我们害的也只是些无辜的人，仅仅是一些无辜的人……”在人生的尽头，良知苏醒并引领他们完成了人格的升华。

（三）、两性情感中的忏悔者形象

爱情，作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历来是文学着重表达的主题。两性情感中的忏悔者形象，反映在中西文学中，基本有两种：1.负心汉忏悔者形象；2.痴心女忏悔者形象。

1、负心汉忏悔者形象

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忏悔者形象都比较少。中国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诗经·氓》中刻画了一个“二三其德”的负心汉形象。《邶风·谷风》中，一个负心汉，抛弃了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野史、杂记、传奇中均有负心汉形象，比如中国家喻户晓的负心汉陈世美，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这些形象都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到了元末，《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这一负心汉形象才有了忏悔。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负心汉李甲在因辜负了杜十娘而良心受谴，自忏而死。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就会发现，良心不安者有之，但忏悔者很少。荷兰哲学家皮冯·皮尔森曾指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历史的世界中。”[13]而中国古代男性的“历史世界”却长期生活在封建制度“男权”思想的影响下，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缺乏忏悔的原因。

中国文学中的负心汉忏悔者形象，到了曹禺的笔下，才变得丰满起来。《雷雨》中的周朴园，30年前曾“玩弄”并抛弃了侍女鲁侍萍，之后的30年，他一直生活在悔恨之中。他的佛家式的修行忏悔、基督式的灵魂救赎等充满宗教色彩的悔悟，说明了他的良心未泯，真心悔过。关于这点，曹禺曾在1980年两次肯定周朴园的“人性”时，认为：“周朴园也是一个人……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圈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14]

西方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万神之王宙斯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行为风流，沾花惹草而又始乱终弃，但他本人对此绝无忏悔之情。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的伊阿宋，喜新厌旧，辜负了美狄亚，还没来得及忏悔，就被美狄亚可怕的报复击垮，拔剑自刎。到十九世纪，法国小仲马的成名作《茶花女》中的男主人公阿尔芒因为误会了情人茶花女，等他到她床前忏悔时，她已奄奄一息。同一时期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男主人公安吉在苔丝被绞死后，带着忏悔的心情，遵照妻子的遗愿，和她的妹妹开始了新的生活。

2、痴心女忏悔者形象

中西文学中的痴心女忏悔者形象较为丰富，不论是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是在西方最早的文学形态古希腊神话中，乃至今天，这类形象随着文学体裁的变更一直隐现在文学中。《诗经·卫风·氓》中，妇人被弃之后，对丈夫的控诉何尝不是对自身的忏悔。美狄亚不顾一切跟随伊阿宋，最终却被对方抛弃，她疯狂的报复也是她疯狂忏悔的一种表现。杜十娘一片痴心，跟随李甲从良，不料却被对方中道抛弃，她在一番严厉的斥责和自悔之后，怀抱百宝箱，纵身跳江而死……

西方文学中的痴心女忏悔者形象，以《安娜·卡列尼娜》和《德伯家的苔丝》二者较为鲜明。

安娜是一个贵族妇女，她的丈夫卡列宁古板，无趣，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安娜对他没有爱情。在这种情形下，安娜爱上了沃伦斯基，她坦诚向丈夫承认，并从家庭出走，与恋人同居。但在热烈地追求爱情的同时，她也受着良心的煎熬，不断地忏悔着，尤其当她想到儿子谢廖沙时，这种负罪感更加强烈。即便在她病危的时候，也在向丈夫忏悔：“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临死前的那一刻，她也发出了忏悔：“上帝呀，请饶恕我的一切吧。”

《德伯家的苔丝》刻画了“一个纯洁的女人”[15]。这个美丽、聪慧、善良、勤劳的女人，却因少女时代遭到“本家”亚雷的玷污而注定了她悲惨短暂的一生。她和安吉·克莱相爱后，善良的本性使她多次想对心上人忏悔自己被人奸污的事实，但都没有实现。洞房花烛夜，在丈夫一番忏悔之后，苔丝也向他做了忏悔，不料却遭到了遗弃。苔丝的忏悔，充满了人性之善，即一种勇于承认并承担自己过失的勇气，但不幸的是，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二、中西文学中忏悔者形象忏悔行为的人性善阐释

关于人的本性，中西方有两个相反的观点：性善论和性恶论。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儒家、佛教、道教均持此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首先谈到了人性，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不久孟子在孔子“性相近”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性论（又称性善论），确定了人性是善的。《孟子·告子上》中认为人生皆有仁义礼智的善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认为仁、义、礼、智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人本身就有的。佛教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宗旨，同时含有度人、自度的内容，这对社会人生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道教善书[16]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认为人行为的善恶与人生福祸等命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应“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17]。

西方古代哲学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主张性善论。苏格拉底认为“善”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善”进行了探讨，强调“认识自己”、认识“真正的我”。这个“我”指灵魂（心灵），即理智。认为“一个把自己的灵魂或理智看做至高无上的人，自然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精神的理念，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满足，而是善。柏拉图早年主张性善论，认为“善”是万物的本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的每一种实践与选择，都以“善”为目标。但“性恶论”是西方文化中的主流思潮，其主导宗教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所以，其在人与神的比较中更易反思人的劣根性，因此更多持“性恶论”。

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影响下，中西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在忏悔意识、忏悔方式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忏悔”这一本质上，都殊途同归，通向善途。除了这些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对人们的浸润，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自身有强大的道德系统，“良心”就是其最基本的表现。它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个人自律的突出体现。在中国，“良心”是一个古老的伦理概念，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朱熹在《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中也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英文中的“良心”为Conscience，另有一义为“道德心”。麦克莱说：“善良之心，就是最好的法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说：“良心作为主管认识跟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的统一，是一种神物，谁侵犯它就是亵渎。”所以，侵犯了它的人们都难免受到良心的惩罚，进而忏悔。

因此，上述中西文学中的忏悔者形象，在忏悔自身罪恶、挽救灵魂时，都表现出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善良。善良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是灵魂中最动听的音乐，就像罗素对它的评价一样朴素无华：“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也像康德的墓志铭一样永垂不朽：“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