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中的“不对称分化”策略解析

Asymmetric demobilisation in the German election

内容提要：“不对称分化”是指一种在选战中避免对有争议的话题进行表态，以防止刺激政治对手潜在的选民产生为对手进行投票的策略。基民盟这一选战策略的产生背景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已经在政党发展中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争取大多数选民为特征的具体政策之争。处于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基民盟为得到大多数选民支持、实现执政多数提出了左倾的政策主张以吸引左派选民。基民盟通过“不对称分化”策略刻意营造一种和谐社会的选战气氛，以便让左派选民认为完全没有更换政府的必要而失去投票动力。

关键词：德国大选 基民盟 “不对称分化”

Abstract："Asymmetric demobilisation" refers to a kind of election strategy, that suggests avoiding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order not to give the voters impulses to vote for the political opponents. Class war is abandoned as party guidelines. Instead, the party attracts the voter with specific policy debat.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i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mocratization and adpots the left-leaning policies for the support of majority voters. With the election strategy "asymmetric demobilisation" CDU creates deliberately a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to keep the left voters unmotivated to vote.

Keywords：the German election,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asymmetric demobilisation

提纲：

一、“不对称分化”策略内涵

二、策略背景

（一）左派力量壮大

（二）阶级立场模糊

（三）社民党“新中间道路”

（四）左派政党的分裂

（五）基民盟社会民主化

三、实施与评价

（一）实施

（二）评价

四、其他党的应对

（一）社民党

（二）绿党

（三）自民党

（四）基社盟

五、结语

德国大选中的“不对称分化”策略解析

默克尔在2013年9月22日的德国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民盟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为20年来最高，默克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德国政治中的强势地位。在选战中，默克尔竞选的制胜法宝为“不对称分化”策略，这一出现于2009年德国大选，在本次大选中该策略被更广泛地运用于基民盟的政策决定中。本文将着重分析这一对默克尔取得大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对称分化”策略的内涵，并结合该策略产生的背景，尝试对该策略进行评价。##end##

一、“不对称分化”策略内涵

“不对称分化”（Asymmetrische Demobilisierung）是政治学中的一种选战策略，是指一种在选战中避免对有争议的话题进行表态，以防止刺激政治对手潜在的选民产生为对手进行投票的策略。该策略认为，取得政权的关键不是在有选举权的民众中得到多数支持，而是在愿意投票的民众中得到多数拥护，因此该策略的关键在于，通过抑制对手选民以弱化对手。不对称指的是对自己选民放任和对敌方选民的抑制这样两种不同的作用。这一策略在欧洲首先运用与2006年西班牙加泰隆州的选举中，2006年西班牙加泰隆州的政府因为关于加泰隆州的政治问题存在争议最终垮台。在野党民主联盟党对这个问题保持回避态度，不对其进行表态，最终民主联盟党以选票最多的党团身份成功进入下届政府。德国选战专家荣恩首先为这种策略命名[1]。

在基民盟内部首先倡导该策略的为基民盟前总秘书长，现在的总理办公室主任普法拉。“不对称分化”策略的出发点即为：各政党的固定选民都在变化，游移选民的数量在增加。基民盟只有得到社民党和基民盟的中间选民选票，基民盟才有可能和基社盟、自民党形成执政联盟。德国基民盟“不对称分化”策略的实质是试图通过基民盟向中间政策转移以实现对主要对手社民党选民的抑制作用。基民盟之所以运用该策略，是通过对基民盟和社民党的选民进行差异性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基民盟的选民基础大于社民党的选民基础，而且基民盟的策略性优势在于，基民盟潜在选民的行为方式有别于社民党潜在选民，基民盟潜在选民需要一个领导的核心，为防止产生一个支持社会民主思想的总理，基民盟潜在选民会风雨无阻地去投票。而且基民盟可以利用执政红利和默克尔的个人吸引力来维持基民盟潜在选民的号召力。与之相对的是，社民党的潜在选民则缺乏投票惯性，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他们看来合理的阐述，如果得不到一个感觉满意的答案，或者认为社民党和基民盟的政策主张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社民党的潜在选民们就会选择不去投票。由此为了争取社民党潜在选民，基民盟认为只要抹杀与社民党的差别、避免争吵、不给社民党支持者反对基民盟的理由、保持平静状态，即可争取社民党选民，至少可以使社民党的支持者因对社民党的表现感到失望而不再去投票。“社民党的选民睡着了，默克尔就赢了。”这就是“不对称分化”的核心。

二、策略背景

（一）左派力量壮大

各政党之所以无法再对多数人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因为人群产生了细化，多数人群已经不再属于同一个阶层，战后的经济奇迹改变了德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农业没落，第三产业迅速兴起，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社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公，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使得中左派支持者的队伍在扩张。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表示：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大的中左派系的可能覆盖人群[2]。

（二）阶级立场模糊

新兴中产阶级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间层愈加壮大，成为选战的决定性力量。若某党派专注服务于其传统铁杆选民，坚守左派或右派立场，将无法在选战中赢得大多数，绿党、海盗党等新兴政党日渐兴盛。特别是绿党和左翼党的兴起改变了德国传统的“两大一小”的政党生态，转变为“两大三小”的选战形势，选民的政党忠诚度日渐降低，中间派选民的价值更加凸显。阶级斗争的路线已经在政党发展中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争取大多数选民为特征的具体政策之争。因而各党派倾向于模糊其党派立场，借鉴对立党派的政策主张，根据具体领域的不同，选择其政策的导向性。

（三）社民党“新中间道路”

追求社会公正是社民党长期以来的基本政策导向，强调公平，坚持应保持社会福利水平。但长期以来刚性的福利政策、减速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下降的人口数量等因素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引入欧元后，德国迫切需要改革以降低福利国家成本和保持国家竞争力。施罗德执政后，他跳脱社民党传统的经济政策，以现代经济思路为基础形成“新中间道路”，削减了福利水平，降低了国家福利负担，将保障德国的产业优势作为政策优先性因素。他引入的《2010议程》开始革除福利国家的弊端、将德国引入了提升竞争力的进步道路，但同时也触动社民党铁杆选民的切身利益，这导致社民党失去了左翼铁杆人士的支持，将社民党带入了政党认同危机。

（四）左派阵营的分裂

德国中产阶级的人员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员结构由传统的商人、工人转变为企业管理人员、官员、工程师、网络管理人员等新兴职业者，单个政党的政策无法再覆盖到多种职业者的需求。这个进程在英国被称为“后自由化社会”。同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政策主要是为精英阶层服务，而忽视了例如收入不公等社会经济问题。后自由社会的主要矛盾焦点并不在左翼或是右翼之间，而是在于自由的精英阶层和作为国家大多数的平民阶层之间。后自由化政策试图在不影响社会自由化进程的情况下，为收入不公等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德国左派分裂为社民党、左翼党、绿党和海盗党。左派阵营的分裂确保了基民盟的领导性地位。这就为基民盟实施“不对称分化”策略提供了实施空间。

（五）基民盟社会民主化

基民盟在2005年德国议会大选中的深刻教训让基民盟有了社会民主化倾向。2005年大选中，联盟党的竞选策略向自民党靠拢，以经济政策为主，按照其金融顾问基希霍夫的建议，提出实行统一的税率。但这一竞选策略低估了德国民众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忽视了社会政策层面的负面影响，形成了社会政策真空。这一真空最终让施罗德有了反击领域，他成功用社会政策问题动员了社会民主党选民投票，导致社民党的支持率几乎追平基民盟。最终默克尔只是以微弱优势险胜施罗德，由此形成了大联合政府，而非基民盟所希望的黑黄联盟。基民盟希望吸取2005年大选的教训，因而在其后的大选提纲中出现了社会政策的复兴，以及整体路线的左倾。这个倾向在基民盟内部被称为基民盟的社会民主化。基民盟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之所以得以推进，在于利用了社民党引入《2010议程》后支持率下降的困境。基民盟乘虚而入，通过将基民盟的议题左倾，以吸引选民眼球。基民盟的社会民主化倾向为其在选战中采用“不对称分化”策略提供了可能。

三、实施与评价

（一）实施

基民盟最初将“不对称分化”策略运用在2009年德国议会大选，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基民盟刻意营造一种社会和谐的选战气氛，以便让选民认为完全没有更换政府的必要。因此该年的议会大选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无聊的选战。如果社民党用激烈的言语进行反击，则会让选民产生为大选故意挑起无谓争端的想法[3]。在2009年默克尔和施坦迈尔进行电视辩论时，辩论气氛即为和谐，以至于辩论主持人表示，希望两位候选人认识到，这是在辩论，而不是二重奏式地礼貌性交换意见。最终大选的投票率为36.1%，低于2005年的41.9%和2002年的42.8%，基民盟获得的支持率为35%，而社民党的支持率仅为23%[4]。基民盟自1957年以来很久都没有能够以这么大的差距领先于社民党。

基民盟希望通过“不对称分化”策略降低社民党潜在选民的投票率。选战投票率是由党派对选民的动员能力决定的，而决定党派动员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候选人、选战的主题以及选战策略。基民盟主要从选战的主题入手实施“不对称分化”策略。在选战中，能够吸引选民的并非是大是大非的方向性问题，选民更关注的是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题目，因此基民盟主要从反对金融资本、同性恋、最低工资、应对老年贫困、照护工资、退出核能、为旅馆业者减税、女性比例、新能源政策等基民盟的非传统领域入手。关注普通人的问题，最低工资和限定企业高管薪金等都是常规话题。但默克尔的主张大多只是个象征性的表态。

社民党认为要想解决欧债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即为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管制。如开征金融交易税以弥补金融市场的“公正性漏洞”、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等。财长朔伊布勒曾明确表示，在欧盟层面以及在欧元区层面都不会引入金融交易税和证券营业税[5]。但随着欧债问题的深入，基民盟最终和社民党以及绿党达成妥协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并将引入金融交易税作为吸引左派选民的卖点。社民党将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分离列为社民党同意在议会通过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条件之一，在社民盟提出该建议之初，基民盟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随着大选的临近，基民盟财长朔伊布勒最近也表示基民盟赞同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分离的思想。基民盟希望通过这一表态来赢得大量反银行资本的选民的支持。但基民盟与社民党的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分离政策主张存在很大差别：基民盟只建议对规模在1000亿欧元以上的银行实施投资业务与储蓄业务分离，这在德国可能只涉及二至三家银行，在本质上并未能触动德国金融业的运营方式。

德国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单身母亲和同性恋被社会所接受并且其比例正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德国的大城市已成为单身母亲和同性恋人群的乐园。基民盟一向以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为导向，对传统婚姻以外的家庭形式并不愿认同，反对为同性恋人群提供与异性恋夫妻相同的税收优惠。基民盟联合城区符达的一份提议的提案中写道：“基民盟明确表示反对将为由宪法提供特别保护的婚姻和家庭享有的税收优惠拓展到其他婚姻和家庭形式上”。因而基民盟在大城市的接受度较低，在年轻人中也未能占据领导地位，在30岁以下人群中，基民盟的支持率仅为27%[6]。为适应国内的新形势、扩大基民盟在新兴力量中的支持率，基民盟试图在维持党派传统的前提下，为离基督教价值观的选民做适当妥协，2007年通过的《哈瑙纲领》首先对单身母亲和同性恋婚姻表示出了友好。2012年夏季有基民盟议员提议，认为应该为同性恋家庭提供税收优惠，原因是“在婚姻之外也有对社会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存在”，以此为基民盟在大城市中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虽然基民盟开放了对同性恋提供税收优惠问题的讨论，但同时又表示，不应过于仓促地做出决定。

基民盟开始向中间路线调整，默克尔也表示应拓展基民盟引以为豪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赋予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社会政策的内涵。默克尔表示社会市场经济不应仅是一种经济模式，更应该也是一种社会模式，通过拓展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分配领域的内涵[7]，以塑造基民盟作为中间人民党的现象。社会公平成为基民盟的政策诉求，注重调整与工会、工人的关系，关注劳工权益，以争取社民党的传统选民。最低工资一直社民党一贯坚持的主张。2006年出于对社会改革刚性的应对措施，施罗德即提出将最低工资定为8欧元/小时的建议，并认为这应该被列为是社民党当年的选战主题之一。现在社民党又提出了应设立8.5欧元/小时的法定最低工资的建议。基民盟一贯反对最低工资的建议，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并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但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大选的逼近，默克尔政府一改往日立场，也提出了应该在没有劳工协定的行业引入最低工资的建议，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由雇主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考虑到某些特殊行业的独特性的前提下独立界定最低工资的下限。默克尔认为基民盟需要在社会议题上与自民党划清界限，而且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热情地与选民对话。默克尔表示应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机动工作时间，以便让劳动者能够兼顾工作与家庭。默克尔希望能够通过在社会公正议题上的表态赢得广大低收入选民的支持。默克尔提出动议，认为应该为限制企业高管薪金做出新的法律规定，因为依靠企业高管的自我监督是没有实际效果的，不应该只依靠监督委员会，股东大会也需要参与制定高管工资。基民盟副主席范德莱恩也提出为应对老年贫困问题，应该为老年母亲提供附加养老金。各工会则认为基民盟的这些表态完全是选举年的橱窗政策[8]。

（二）评价

从基民盟针对赢得非传统选民而提出的以中间为导向的选战政策中可以看出，这些政策主张对左派选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其实施往往附加了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限定了政策主张引入乃至实施的实际效果，这样既保证了政策的吸引力，但又不会造成对立方案拥护者的强烈反弹。尽管如此，默克尔为贯彻“不对称分化”策略而引入的左倾政策在基民盟党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基民盟提出的为老年母亲提供附加养老金方案将会导致政府130亿欧元的额外支出，这遭到了基民盟内部党员的激烈反对。内部批评者认为，基民盟已经逐渐放弃了基民盟的观点，而逐渐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面对党内争论，默克尔的应对方法是维持策略、搁置争议。在党代会上，所有可能会引发强烈争论的提案都被事先进行了讨论，或做了延后处理、或成为了非正式提案。

“不对称分化”策略需要实现的是在愿意投票的民众中得到多数拥护，而在愿意前去投票的民众中得到多数的关键则是避开对手擅长的、做对手正在说的。忽视理论争论，找出对手政策中具有说服力的政策，穷尽本党派的一切可能性，给出一个类似的方案，再结合本党派的惯有政策优势，最终形成一个对大部分选民有号召力的政策组合。默克尔将基民盟的路线定为发散的中间派，可以社会性、可以自由也可以保守。政策上的大杂烩即是该政策的直接后果。基民盟发表《柏林宣言》时即表示，我们希望成为服务每一个人的人民党。不放弃任何一个选民。在2013年初萨尔州选举时，基民盟候选人克拉普-卡恩保尔即坚持了一种中左的态度，批评财政刹车计划，这样的举动并非只是在与社民党争选民，也是在与左翼党争夺选民。在萨尔州选举之前，社民党即攻击基民盟已经失去了自由的理念，而是成为一个“社民盟”（SDP）。

“不对称分化”策略并非仅是选战中的一个短期策略，更是默克尔对未来基民盟发展思路的一个短期试验，是基民盟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实施战略。为应对后自由化社会的发展，默克尔认为基民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希望将基民盟带出保守主义的阵营。但基社盟以及基民盟党内保守人士担心默克尔的政策将会让基民盟走入死胡同，认为默克尔的政策将让基民盟逐渐失去对保守派选民的动员能力，基民盟老党员的流失，政策的过快转换造成无原则性和机会主义的印象。另外将政策重点放在如何吸引选民上，这样的目标过于短视，会造成对右翼阵营的挤压，基民盟的现代化进程让基民盟失去了传统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导向，降低了党的凝聚力，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党的活力，以期长久地吸引政治联盟党。

四、其他党的应对

（一）社民党

基民盟的“不对称分化”策略让社民党面对的是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默克尔目前享有超高的民意高支持率，同时实施避免与社民党进行争吵策略，会让社民党无法在选民中有效地树立起挑战者的形象，无法真正地开始一场选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社民党明显处在被动一边。

施坦布吕克明显尚未进入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的角色中去，他频繁地发表错误言论，虽然他辩称选战不应该是无聊的，应该为大家找到有幽默和乐趣，但实际上他屡禁不止的错误言论消耗的是选民对他个人以及对社民党的信任，让本已没有投票惯性的社民党潜在选民失去了去投票站为社民党进行投票的动力，事实上对社民党潜在选民产生了“实际性遣散”的作用，而这正是默克尔精心部署的“不对称分化”策略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然而最重要，社民党目前缺少的并非只是一个竞选应对策略，社民党更需要的是厘清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后施罗德时代的社民党需要面对的是对本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以赢回被蚕食的左翼选民阵地。这需要社民党合理阐释施罗德的政治遗产，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间道路之间实现平衡，为党确立一个可接受可实施党的路线。然而社民党在2009年大选中的惨败，三党头中的两个都与2009年的选战失败密切相关，这些都让社民党很难给予社民党潜在选民有效的投票激励。

社民党需要在领导、方向以及策略可实施性之间权衡。二战后，基民盟成功地带领德国人民构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奇迹，擅长经济治理成为该党的特征。而社民党则以维护分配领域的公平为己任，兴盛于工人提高福利待遇的运动之中。但福利国家的发展瓶颈让社民党为低收入者谋福利的路线举步维艰。除了再分配，社民党难以提出新的有号召力的路线，目前只能以对基民盟的批评来吸引选票，批评默克尔未能为未来的发展确立方向，在过去的几年中只是对压力做出反应，而非主动作为。

但事实上社民党的选战对策也是如此，忙于应对，而无战略性指导方案。对于默克尔阵营“化选战于无形”的“不对称分化”的绵柔策略，社民党依然以批评这样的刚性手段来应对，社民党尚未能有效提升选民对社民党的兴趣与信心，尚未能用聪明隐蔽的手法来提出社民党潜在选民真正关心和中意的议题、利益和价值观，以化解基民盟“不对称分化”策略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绿党

新兴中产阶层的兴起给了绿党发展的空间，绿党作为有别于传统政党的新兴力量成为公务员、工程师等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绿党倡导生态，忠实于环境气候议题，并依靠和平、女权等主张吸引了大量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面对基民盟的“不对称分化”策略可能给基民盟造成的不诚信印象的可能性，绿党在选战中更希望利对积极的价值观来塑造绿党诚信、可靠、负责任的政党形象。以此吸引基民盟的失望选民、以及左翼党和社民党的选民。绿党希望推崇“公民”特性，在绿党的汉诺威党代会上，绿党谈论更多的是价值，例如正直、责任、美德等，希望能够更好地展现这些价值。这一方针可以说是对基民盟“不对称分化”策略的积极消化后又主动吸收的产物。通过诚信的政党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可以对固化绿党潜在选民对绿党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可以对基民盟的自以为稳固的选民根基产生冲击，加强基民盟传统选民对基民盟的失望情绪，抑制基民盟传统选民的投票率，第三方面也可以增强绿党在非绿党传统选民中的号召力。汉堡州主席菲戈版克表示，绿党当然也希望更多地争取中间选民。

（三）自民党

1998年前自民党作为一个夹在两大党之间的唯一小党，对最终联邦政府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绿党与社民党形成红绿政府，自民党渐渐走上与基民盟捆绑执政的道路。近年来自民党选票为绿党大量分食，再加上顶层政治家的内耗与丑闻，自民党正处在能否进入议会的5%的支持率边缘，因此倾向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策略以保持联邦议会党团的位置。基民盟实施“不对称分化”策略，在政策主张上与社民党一起形成了德国的“左翼卡特尔”，这给了自民党重新定位的机会，即自民党希望可以定位为比基民盟更保守的政党，来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意见。与基民盟“不对称分化”的沉默策略相比，自民党的策略则是与基民盟针锋相对、引发争吵。对于基民盟提出的最低工资策略，自民党则表示固守反对的立场，但同时表示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两党的联合执政，因为在联合执政合约中并没有就最低工资一条形成一致意见。

在欧债问题上，自民党也试图通过宣传疑欧和反欧言论来赢取选民支持。

（四）基社盟

基社盟以巴伐利亚州为大本营，在巴伐利亚州长期执政。但2008年在该州形成的是基社盟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这让基社盟为该党的路线进行了重新定位，最终将基社盟确立为右翼政党，以期望与基民盟和社民党形成定位差，吸引保守派选民。基社盟为了保证2013年巴伐利亚州的选举胜利，已经将政策重心放在巴伐利亚州。对于基民盟所倡导的引入最低工资、为老年母亲提供补充养老金等问题，社民党皆存在不同主张。基民盟内部对照护津贴争论很大，默克尔希望用照护津贴吸引社民党选民，而作为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则反对照护津贴。

五、结语

德国社会的发展打破了旧有的政党格局，原有的政党理念正慢慢失去其整合力量，各政党为了克服危机而进行变革，逐渐以中间化为长期趋向，但这一趋势亦让各政党逐渐脱离其原本的阶级属性，弱化了政党作为不同阶层代表的存在意义。“不对称分化”策略让各党的政策相互交叉，党的核心理念正对选民失去吸引力。选民们希望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家们能够坦率而透明，但是为了不得罪更多的选民，政治家们说话时往往会更加小心和含糊。

欧债危机期间“不对称分化”策略的效果得以加强。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演化让原本不同政见者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为基民盟实施“不对称分化”策略提供了更宽容的社会环境。基民盟的选民支持默克尔的欧债政策，其他各党无法提出可行的、保护德国实际利益的欧债解决方案，在德国议会辩论中，默克尔甚至赞扬了社民党在欧债中的支持性举动，认为这个举动对那些深受苦难的人民非常重要，她还表示会继续维护这种大联合性的团结感。而社民党的选民则因为默克尔的欧债策略进一步增强了对基民盟的认同感与对社民党的失望情绪。

“不对称分化”策略以划定选民阵营为基础。德国选民的分离态势和小党的不断成长使得在德国执政必须要实现跨党派的联合。绿党在社会政策、环境政策、欧洲政策、外交等方面与社民党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红绿联盟成功地代表一部分左派人士的意见，但无法对抗左派阵营的分裂与竞争，而且红绿联盟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基民盟的“不对称分化”策略让基民盟与其传统合作党派基社盟和自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基民盟对自己铁杆选民的动员能力下降，会造成右翼选民的流失。而且“不对称分化”策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自民党能够确保新自由主义选民的选票，随着自民党的衰落，基民盟的执政伙伴显得相对模糊。不对称抑制策略可能导致默克尔的支持率会限制在35%的边界，但这个支持率对于需要形成选票多数的默克尔而言已经足够与社民党拉开距离了。默克尔在意的是基民盟形成多数的能力，掌握组阁主动权。依靠35%的支持率，基民盟希望确保没有人能组成没有基民盟的执政政府。

 但如果不对称分化策略实施太久，选民会意识到基民盟的左倾只是选战时的表现，是否会将其宣扬的政策具体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都是充满疑问的。因此基民盟“不对称分化”策略的政策红利存在有限期，但在其红利消耗完、完全失去选民信任之前，基民盟凭借其执政的红利、成熟的策略、高支持率的总理候选人、灵活的立场，在联邦议会大选中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在2013年大选中，形成一个没有基民盟的德国执政政府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