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制度的家庭基础探析

An Analysis of Family Endowment Foundation

养老制度的家庭基础探析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家庭的巨大变化。家庭变化给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家庭养老的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家庭养老的文化根基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这正是中国进行福利文化、福利政策建设的根基。

关键词：家庭养老 家庭变迁 养老文化 反馈模式 文化自觉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re is a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is going on. There are many changing in the domain of family in China. The changing of family has the great impact on the family endowment. The content of the family endowment has been changing and eroding, but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endowment still exists.

Key Words: family endowment, family change, endowment culture, feedback mod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中国的改革是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深化而来的，改革进一步推动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深化。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深化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家庭发生巨变，对中国养老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家庭组织的变化，家庭功能、家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养老的根基到底受到了哪些挑战？是否完全丧失？遭受严峻挑战的养老文化是否还能支撑中国的家庭养老？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总结和反省，重新进行战略思考和规划。

一、中国家庭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家庭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家庭规模、家庭组织、家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家庭模式多样化

中国从过去以父系父权的主干家庭为主，向现在的以核心家庭为主，呈现多种家庭模式并存的多元化趋势。独身子女家庭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在增长。2000年0-17岁独生子女数量达9547万，2007年0-17岁独生子女数达1.14亿。[1]丁克家庭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离婚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也导致单亲家庭的数量在增加，特别是单亲母亲家庭，因为女性一旦离婚之后，许多母亲承担着实际的小孩教养的责任，也更难找到新的结合伴侣。也存在一些因个人经济状况或个人价值观念而选择独身的家庭，即一个人一个家，终生不婚。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许多农村的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得农村“空巢老人”家庭出现和增多。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推进，传统家庭模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生活特殊性”。[2]小农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父系父权家庭是相联系的，只要小农生产方式不发生改变，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就有存在的基础。当前扩大型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父权父系家庭转变为夫妻型家庭，与非农化密切相关。[2]正是由于非农化使得传统的家庭模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2.家庭规模的萎缩

家庭规模的萎缩，体现在从过去的大家庭转变为现在的小家庭，家庭越来越核心化，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在不断扩大。六普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规模的萎缩最突出的表现是总和生育率的锐减。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这已成为人口学界共识，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郭志刚认为根据实际调查的统计分析来看，中国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3]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目前总和生育率不到1.4，而不是某些部门所说的1.8。中国需要警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①]。

3.家庭凝聚力受到冲击:家庭关系的分离与断裂

家庭凝聚力的传统模式遭遇挑战而受到了削弱。首先，离婚家庭的存在和数量的增加，表明家庭凝聚力的丧失。原有的家庭以角色扮演的失败而终止。我国目前离婚率上升很快。1985年中国内地的粗离婚率只有0.44‰, 1995年增长到了0.88‰,2003年达到1.05‰,2005年达到1.37‰。[4]

其次，家庭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家庭凝聚力受到削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流动的增加，亲子同住变得越来越困难。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因求学而远离父母，更多的人选择在城市工作。受经济实力限制，很难实现亲子同住。城市青年，一般不太愿意同父母同住，除非受到客观经济条件、住房条件的限制，如家有学龄前的小孩需要照料。农民工为了谋生，离开农村漂流于城市。他们更多的时候在城市生活，无力实现同自己的父母一起居住。农村留下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即九九六一三八部队。

在农村，一些家庭也选择与老人分开居住。杨菊华[5]总结了三种因素影响婚居模式:农村宅基地、分家、新家庭观念。因此,现实条件、代际之间权利关系、现代观念的微妙变化都倾向于农民妇女与公婆分家。##end##

再次，亲子之间的互动频率遭到挤压。由于青年人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老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子女的工作难有直接帮助。子女因工作压力巨大、工作疲惫、时间紧张等，也很少会同父母进行工作方面的沟通和交流。老人和子女很难找到一个共同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居住模式的改变，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加重。亲子反目成仇的案例越来越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再是亲密的，变成了敌人式的关系。

4.家庭的脆弱化

家庭变得越来越脆弱，家庭风险越来越高。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残缺家庭都面临巨大风险。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扩大，给社会留下隐忧。独身子女家庭结构倒挂，呈“四二一”锥形结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6]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婚姻冲突风险和自身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7]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的社会，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5.家庭养老文化的变化

费孝通[8]将家庭养老称为“反馈模式”。反馈模式具有家庭的价值基础、伦理基础、行动基础。[9](p27-33)当前中国的家庭养老文化受到政治文化运动、现代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冲击。

    中国在近代救亡图存、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几次政治文化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文化。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新派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亡国灭种的危机、遭受帝国列强的欺辱，罪魁祸首就是礼教，中国要自救和发展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五四运动就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开展开来[②]。在这次运动中，儒家文化被一些全盘西化的人完全否定。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文化被视为糟粕。儒家的孝道文化被一些世人所抛弃。

政治文化运动冲击着儒家文化，但疾风骤雨式的冲击对绵延了几千的传统文化没有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建设、经济发展，特别是西方一些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渗透和侵蚀，一些青年伦理发生了嬗变，道德沦丧，不孝顺老人、不赡养老人、无视老人权益等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呈一种扩大化的趋势在滋长。这种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许多微妙的变化却在不断地侵蚀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这种力无比强大，让人无法抗拒。

张云英等[10]在湖南、江西、新疆的问卷调查，21.3%的人认为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时有发生；51.2%的人赞同“久病无孝子”；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儿童的地位比老年人更高，老年人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范成杰[9](p98)提出了“代际失调论”，原来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相统一的家庭养老模式现在沦为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其文化内涵已经被剥离。年轻一代越来越理性，斤斤计较，家庭养老由价值理性逻辑主导向工具理性逻辑主导的转变。家庭养老的价值基础、伦理基础、行动基础都受到了破坏。

二、家庭变化对养老制度带来的挑战

    家庭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对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传统家庭养老制度提出了挑战。

1、养老基金呈缩减趋势

    旧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个是国民收入极大化，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就愈大，即把“蛋糕做大”；另一个是收入均等化，即收入分配越平均，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即把“蛋糕均分”。但是由于家庭的变化，特别是家庭规模的萎缩，使得蛋糕做不大。减少的人口都是年轻人，是未来的劳动力，整个国家人口的减少是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为条件的。

2、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难以维系

现收现付制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制能够运行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有学者提出现收现付面对人口老龄化、老人抚养比提高可能进行的调整：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11]提高税率是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养老福利的刚性，降低的可能性较小。[12]

3、养老意愿下降，老人缺乏经济支持

老人在经济方面处于艰难的困境。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较高，城市贫困老人人口比例为15%，农村贫困老人人口比例为18.8%。[13]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发生贫困的比例较高。老人的贫困现实使得养老问题更加艰难。老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经济支持。当前子女的经济支持任是老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呈“缩水”趋势。

从养老意愿来看，虽然当下约四分之三的子女认为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14](p47)，但是中青年的养老意愿有下滑趋势，养老责任缺失。从养老行动来看，一些承认养老责任、具有养老意愿的中青年，也因为各种现实的具体原因没有能真正落实对老人的经济赡养。出现了有经济赡养能力而不赡养父母的现象，发生了“道德风险”，赡养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同子女既有的现实经济能力差距较大，发生了“准道德风险”。

4、老人的日常照料、精神慰藉无着落

   通常情况，老人只要还有自理能力，基本上是靠自己照料生活。老人也主要从配偶或相邻的老人那里得到精神安慰。当老人自理能力不够、丧失的时候，日常照料就成为了老人非常紧迫的需求。当配偶过世、老人成为孤寡老人之时，精神慰藉就成为老人非常关键的需求。但是子女因忙于生计、能力匮乏，很难给老人提供相应的日常照料和精神安慰。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部分中青年道德缺失，加剧了老人日常照料和精神安慰的困难。如有研究发现，“敬老没有，养老还有”、“老人做得能劳动就是个人，不能做了不能劳动就什么也不是了”。[9](p2)

5、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成为社会难题

沉重的经济负担让独生子女难以承受。“四二一”的倒锥型家庭结构，使得家庭中所有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力中青年夫妻身上。对于大多数中低层家庭，独自子女抚养费、奖励金等是杯水车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显然失去了家庭养老的基础，必须要通过社会化方式来解决。而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人口萎缩、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社会化养老也困难丛丛。

三、中国家庭养老的文化根基依然存在

许多文献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孝文化、养老意愿和行为，对中国养老现状担忧。中国养老文化缺失的程度到底怎样了？这种缺失是不是已经颠覆了整个传统？中国的养老文化目前还能不能支撑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中国已经从反馈模式变为接力模式？

许多人担忧中国的家庭模式会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而从反馈模式转变为接力模式。许多人普遍深受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亲子之间凝聚力的削弱。[14](p27)社会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从扩大的血亲家庭模式向夫妇式家庭模式的变迁。[15]但西方家庭史研究发现，西方一直以来家庭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主流。[16][17]这种理论只强调了经济理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有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的定势，忽视了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对人们价值观念的作用。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的。“‘转型’概念，即向某种给定（但极少明确）的终点演变，更强化了这种线性现代主义假定。”[18]

2000年中国三代家庭的比例占全部家庭的29%,而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所占比例更高[5]。张云英等[10]调查显示农村中老人对自己的子女的孝顺感到满意、基本满意的达68.3%，中青年愿意和老年父母住在一起的占了56.9%。杨菊华、李路路[14](p47)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二的成年子女有三代同住的意愿，近四分之三的子女认为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李银河[19]通过对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进行城市居民家庭调查得出反哺模式依然存在,但反哺模式的改变已经露出端倪。

赵晓力[20]提出，老无所养的下一步并不是从“反哺模式”走向“接力模式”，而是走向不育和不婚。这种观点似乎显得有些绝对和武断。中国反馈模式最终的历史变化有待于历史来证实和检验。但至少他提醒人们必须关注中国的家庭模式的变化，否则中国可能会产生深层次、灭种性的危机。康岚[21](p6)明确提出中国没有从“从反馈模式变为接力模式”。她认为，反馈模式依然延续，但有变异：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在家庭领域内、在子女成年后被有弹性地放大了，而子女对父母的回报义务则被有弹性地缩小了。贺雪峰[22]将当前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的不平衡总结为“恩往下流”——父母对子女有无尽的责任、而子女对父母只尽有限的义务的现象。笔者认为，虽然传统的代际财富流发生变化，但家庭伦理是不变的历史。杨善华[23]总结了当前中国父母应对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的“责任伦理”——依靠自己、量入为出。父母理解子女面对日益繁重的生活成本，不图子女的经济反馈，只期望子女的精神反馈。这种变化，不是中国家庭文化虚弱的表现，而是证明中国家庭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以超强的适应性而绵延和延续。笔者坚信，中国每一代父母都会为子女牺牲自己，中国家庭文化是很难磨灭的。杨菊华[14](p26)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养老文化的根基还依然保存着。

四、结论与讨论

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冲击，但根基依然存在，特别是文化根基还较好地维持着。中国真正的“基本国情”是由于人口压力和家庭经济组织结合所形成的庞大的“非正规”底层社会和其家庭经济单位[③]。经济的非农化并没有真正的瓦解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相对于家庭的变化而言，家庭的延续是更为主要的内容。家庭传统的文化逻辑战胜了现代化逻辑。这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文化、福利政策建设的根基。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并没有相应地削弱其家庭凝聚力,它似乎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上现代化、文化上延续和传承二者的结合。[14](p49)同样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之下进行以个人帐户为手段，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的福利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西方福利国家难以维系，意识到家庭的作用重要性，这是对现代性、现代化的重要反思。中国在当前的社会经济人口转型过程中，需要借鉴韩国、新加坡等的经验，以日本为前车之鉴，杜绝毫不考虑历史文化、路径依赖的改革措施，杜绝简单、粗糙地照搬照学西方所谓的“先进”模式。

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思想，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福利模式，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家庭文化的有机融合。家庭保障是人类历史上最自然、效率最高的保障方式，要尽可能地维持和建设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伦理基础和行动基础。许多学者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已经丧失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中国必须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但是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养老的病症，没有意识到中国不存在西方社会养老的“社会性”文化基础，甚至有人认为家庭养老相对于社会养老是一种落伍的保障方式。林义[16](p8)认为，“养老方式及养老保险制度绝非是运行机制的简单移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与社会的文化认同，而后者在根本上最终影响和制约老年保障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为了解决独生子女这个巨大的时代性政策难题，如果我们采取西医的方式去医治，只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导致一系列连锁效应，事态复杂化，风险升级化。中国是以家庭主义、伦理主义为本的社会，我们应当扬长避短，遵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路径、文化路径，从而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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