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秩序：社会转型背景下坚守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阵地的新选择

摘要：作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具有赢得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国内与国际、现实与虚拟等多重挑战。在追逐发展与保持稳定秩序的选择中，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和必然选择。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转型,这已成为社会学界的共识。[①]这种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制度变迁、社会阶层分化、利益重组与重新分配等社会变化，同时对人民的观念世界和信仰体系也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加之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普世价值”“中国威胁论”“军队国家化”等言论的宣扬，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上层建筑领域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力量的源泉：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定位

通俗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指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等上层建筑的总和，主要包括道德、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形式。它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或者说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任何一个政治统治者要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宣传、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②] 。而就中国社会来说，在社会转型期从意识形态层面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定位问题，这是凝聚力量的关键节点和各项建设的基础所在。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现创新发展的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力。而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反应的是人与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同时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此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摆在社会主义中国面前的一大难题。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能够从发展理念、思路上给予我们启迪和指导，进而对整个经济基础形成影响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学者提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而同样，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现创新发展的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内驱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③]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④]。而就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确定，即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它并不是空洞的口号，更是一种实践的验证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同时它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是现实形态与信仰形态的统一。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民发展”。而这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是真正科学的主旋律，能够从心理上和实践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正能量。##end##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牢牢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其保持先进性的关键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取决代表历史趋势的那个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是“体现国际规律、世界价值的时代特色，不是离开世界文明进程的固步自封”[⑤]。而这种中国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实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时代大势。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姿态，正确认识和看待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好融入世界发展进程中，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统一的保障力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其九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为人民求解放、求发展，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从嘉兴南湖的一大召开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从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到人民万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当中都始终坚持和践行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的讲话中再次重申的那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从根本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对这种统一性和一致性的有力保障。同时，二者作为一种整体性概念，我们必须时刻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

（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现共同理想成就中国梦的向心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世界文明进程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不论承认与否，它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种改变的发生直接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且这一切尚未结束。“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内涵的深刻认识，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进行的。[⑦]”而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梦等奋斗理想的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凸显。它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其合理的“价值内核”。不论是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具体的制度设计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最高理想的实现增添了新的内容。它是处在世界文明转型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型期”，改变“文明走向”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选择和力量凝聚。

二、发展的忧思：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新型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世界形势的总判断，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提供了基础，但同时其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民主化、信息化等的持续推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新挑战，并直接影响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

（一）民主化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读践行虚化导致其公信力下降

历史车轮不断前进，人类总需要在不同的十字路口进行选择，危机四伏而又充满希望。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由、民主、博爱开始成为人类新的追求。特别是进入二十、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个现象尤为突出。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能力空前发展，在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对于自由民主等理想信仰的希冀也更为迫切。社会主义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民主化进程日益加深。而此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上，宣传教育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形式丰富多样，内容更为充实，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问题。部分理论工作者或者领导干部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上依旧存在文本化、教条化、泛华、僵化的问题，照本宣科、空洞乏味。其次是宣传教育的形式主义严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多是形式大于内容，针对性和实效性较弱。最后是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上，某些同志习惯了宣传教化，眼高手低，空话连篇，不能做到理论的模范践行者，没有真正赢得群众基础。归结起来其实还是不能“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而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公信力的下降。

（二）社会多元化加深，非主流意识形态喧嚣纷杂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式微

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传统社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单一、单向度的封建统治体系，而现代社会则是多元、多向度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系统。这个转变的发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社会多元化的出现和加深则是这种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社会自身来说，其广阔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传统、多样的文化形态本身就决定其社会的多元性。尤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代背景下，这个特点尤为突出。而反应在思想观念领域则是意识形态的更为多元化和加速分化，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盛嚣尘上。纵观当下，“非主流意识形态中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相当同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实力的，当属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⑨]。他们不遗余力地叫嚣“共产党不合法”，崇尚“三权分立”，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提出 “军队非党化、非政府化实现军队国家化”。而且这种论调在社会当中拥有一定市场，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被动摇，进而使得我们的共同理想和信仰支柱受到冲击，最终影响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和走向，其恶劣影响不容忽视。

（三）信息化急速推进，虚拟空间意识形态可控性弱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生产力的状况规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恩格斯指出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⑩]。我们通常认为，生产力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与生产工具的进化相关。正如蒸汽机、电力的发明和运用都使得人类的生产力急速提升。而二十世纪中期后，直到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以其高速发展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剧烈影响，甚至具有危及政治统治的能量。由于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这个战场包括国内和国际两部分。在国内层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经济利益格局调整分化，多元多层多样趋势明显。它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而互联网以其扁平化、互动化、个体化、即时化的优势迅速成长为社会舆论的集聚地，网络谣言等负面舆论的爆发可能直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在国际层面，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态势当中。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技术的作用更为突出。尤其是近期美国“斯诺登”“棱镜门”“X—关键得分”等事件、计划的曝光让我们看出，西方在运用虚拟空间进行政权瓦解的能量和规模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进行意识形态冲击分化的基础上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安全。

（四）全球化日益发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冲击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当代世界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治冲突，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人生活在相互仇视和动乱之中。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地席卷全球，整个世界的互动和交融愈益深入。它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一体，更是政策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体系等的交流碰撞。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竞争和交锋。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止，愈演愈烈。早在1951年美国中情局在其绝密的“行事手册”就开始制定并逐渐完善的针对中国的“十条戒令”。“颜色革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发生都是西方国家的一手推动。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冲击和分化，极力宣扬“普世价值”“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以期从意识形态领域动摇中国社会基础，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难发现，由于这种全球化浪潮的作用，使得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变得日益复杂了。因此，就处在社会转型期关键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更加严峻，危机四伏。

三、秩序的重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路径

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伴随着这种转型所产生的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其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和拓展已经成为当前时期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从主导权、新阵地、工作队、生命线等四个维度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秩序重构。

（一）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化”，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这是马克思就理论与人的关系的精辟论述。作为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使其被群众掌握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三化”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而当前处在新形势下的中国，在实施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各方面的压力，马克思主义的“三化”问题越来越显出其极端重要性。究其根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只有通过科学解读、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使其为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支柱和崇高信仰；只有倾听、了解人民群众心声，才能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也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才能持续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应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

（二）主动构建全媒体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巩固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阵地

媒介传播作为“第四权力”的影响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愈发强大。这种便捷的信息沟通、交流方式同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式。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竞争虽然日益激烈，但二者各有优长，构建一种全媒体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成为当前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型道路。首先，树立运用全媒体手段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意识。着力改变单纯依赖传统媒体进行宣教的传播理念，理论研究、宣传部门要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将二者有机结合，从思维理念上进行拓展。其次，丰富运用全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媒体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即时化、扁平化和大数据，而如果能够将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及时融入其中，使传播内容富于科学性、现实性和趣味性，则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不断改善全媒体传播工具，完善传播体系建设。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打造全新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时刻关注舆情动态，加强舆论引导，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大力培育专业化意识形态实践人才，着力打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空洞的宣传和教化是不能长久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发挥。根据我党、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经验和世界各国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发展实践来说，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队。这些专业实践人才的培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保证人才的高度政治觉悟和过硬的思想素质。其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就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硝烟弥漫的现实状况，要想在其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积极搭建国际平台，融入国际社会，利用国际资源，加强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最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不能要克服固化思维，要树立全新的人才观和质量关，对于有突出特长和能力的人才要给予优先对待，不拘一格为我所用，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意识形态人才。

（四）不断完善党管意识形态的体制机制，坚持维护科学践行党的“生命线”

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是某种单纯的理论建构或者思想引导，对于整个国家的统治来说，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危机意识的国家或者政党都不会放弃对于这种资源的利用。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2]。一旦执政党放弃这种主导性和控制力，那可能直接危及政党的执政地位和统治基础。而当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波诡云谲的的世界政治生活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坚持牢牢地将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管意识形态的体制机制。通过三个维度进行。首先是“理论自觉”体系。要坚持通过读原著、学经典，从源头中学、从实践中学，在与国内各个阶层、历史传统、国内国际的对话中交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其次是“认同自觉”体系。意识形态只有取得广泛认同才能发挥巨大的效能。要结合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魂和聚力功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最后是“实践自觉”体系。马克思主认为，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不论是理论自觉还是认同自觉最终都要将其转化为实践自觉，融入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论逻辑，价值认同与社会实践的相统一的党管意识形态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好新形势下党的“生命线”，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