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平均增速达到9.5%，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以上，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1.6%，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但经济增长需要和社会发展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切实问题。
社会流动性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基础制度，良性的经济增长可以提升社会流动性，促进社会进步。相反，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停滞，则高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媒体上普遍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部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社会流动性较弱，社会成员对代际传承的容忍度降低。因此，研究我国的社会流动性的变化特征，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意义重大。
Blau and Duncan以20000个美国男性的数据样本研究了美国的职业结构[[] Blau P M, 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 1967.]，认为伴随着工业会和市场化的发展，代际流动性会上升。其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增加收入，从而增加教育投入。由于教育代际流动性较强，投入教育可以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提升社会流动性。其次，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有效的配置与个人能力匹配的劳动，从而削弱家庭社会地位对于个人经济回报的影响，促进社会流动性。[[] Hassler J, Rodríguez Mora J V. Intellig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4): 888-908.]Becker G S, Tomes N构建收入、资产以及消费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模型，父母的效用最大化考虑子女的福利，预算考虑为子女提供投资，结果表明家庭的收入优势或者劣势在三代之后完全消失[[] Becker G 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Part 2): S1-S39.]。Eriksson and Goldthorpe [[]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2.]发现在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瑞典、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比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具有更强的社会流动性。[[] Sorokin P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J]. New York, 1959, 4: 99-145.]Sorokin P A认为良性的社会结构根据个人的能力配置适合社会成员的地位，这种配置由制度和个人能力共同决定。
近年来关于中国的代际流动的研究不断丰富，对于中国的代际流动趋势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Fan et al(2013)[[] Fan Y, Yi J, Zhang J.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2013.]研究发现中国的代际流动呈现下降趋势，1970年之前出生的一代人的代际弹性是0.44，而197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的代际弹性是0.32。李任玉[[] 李任玉,陈悉榕,甘犁.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J].经济研究,2017,52(09):165-181.]研究发现，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呈现“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存在；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之后出生的一代，代际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发现，中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陈琳、袁志刚（2012）研究认为，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大幅下降到逐步稳定的基本特征，而且前期的大幅改善主要来源于低收入子代相对收入的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解释力达到60%以上[[]陈琳,袁志刚.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世界经济,2012,35(06):115-131.
阳义南,连玉君.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04):79-91]。阳义南、连玉君通过研究2008、2010以及2012三年中国的代际流动性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王学龙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在60后、70后与80后群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60后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代际流动性最低,80后代际流动性居中。教育是影响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随时代演进而增强。教育不平等效应对不同年龄群组的代际流动性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对70后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