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文艺复兴是希腊人性的重新发现和苏醒，然而却很快被古典主义、基督教文明和封建文明，特别是新兴起的资本主义金钱制度所异化。当人的合理的欲望得到某种解放之后，又使灵的生命力走向萎缩。精神与思想此时受到多重异化，即成为资本和肉的奴隶。19世纪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之交，世界非理性主义思潮和具有反抗性格的摩罗诗人等的出现，引发知识人与现代民众生活的关系问题。
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有两大主题：
一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家在自我和他者方向上追求创造。一方面既要不断地激发自我内心深处的生命活力，面对个体自我的社会苦、劳动苦和人生苦时达到一种观照的享乐主义，以丰富自己的思想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作为先觉者启蒙国民，激发国民对个性与精神自由的潜能，改造国民性。
二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一部优秀的艺术品，必然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艺术家的全部生活内容和体验的个性表现。因此，一个纯粹的作为娱乐和消遣的艺术的时代早已过去。
综合鲁迅选译厨川白村的文章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翻译多为文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式呈现出的社会文明批评。相对于那些未译的文章，无论是在思想的尖锐性还是语言的犀利性方面都更温和，而且其中确实也没有当时为军阀、国民政府都比较忌讳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社会主义俄国等敏感话题，更不用说直接谈论政府和政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文字。
二是，依然比较重视十九世纪末以来东北欧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具有反抗性格的诗人或作家的介绍。这也是沿着早期留日时期的文艺活动的脉络。鲁迅一向关注殴美之外的希腊、俄国、匈牙利、波兰、西班牙、捷克等斯拉民族及中东弱小国家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世界先进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法。或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或将其介绍到中国来，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一是在煮自己的肉，二是帮助国人睁眼看世界。”[]
三是，厨川白村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的知识参照必然是英美资产阶级民主道德，而1920年代以来中国则有所不同。欧美列强支持下，军阀及其知识体系已由胡适、“学衡”派、“现代评论”派引介到中国。他们在女师风潮的言论和姿态已经加强了鲁迅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化体系的恶感。无论是胡适还是“现代评论”派，或者国粹派，都主张青年埋头读书，成为专业学者以备中国将来之需。这样的主张恰恰是对五四精神的偏离，是为统治阶级所欢迎的。鲁迅指出：“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事实上，鲁迅早就希望青年多读书，有学问，有实力，只是反对死读书和读死书，所开的《青年必读书》便表达这样的思考。何况19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环境，都不具备国人专心自由的读书条件。
鲁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界非常不满。1925年在译厨川白村的同时，一方面还译介鹤见祐辅的散文集《思想·山水·人物》。厨川白村在《作家的外游》一文中，提醒作家克服专门家的倾向的最好方法就是外游。与自然和社会人生接触，既能丰富经验，又能改变和提高自我对人生的理解，充实生命力。这也是给现代知识人走出象牙塔，与现实的人生接触提供了道路，不再封闭于书面知识和现成理论的一个药方。可以说，在这个意义，鲁迅选择《思想·山水·人物》是有相当深的用意。那么这些旅游散文对鲁迅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是值得探讨的。